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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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对策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对策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对策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对策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对策一、问题的提出和田野调查情况我们选择甘肃的民族地区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调研采用座谈会、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资料。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积石山县居民法律知识获取渠道、法律意识强弱、儿童教育程度、村规民约实施情况、易发法律纠纷、环境保护法规、我国法制运行状况等内容。调查问卷共计２５个题目，都为单项选择题。实地访谈的内容与街头问卷内容相同，但更多的是加强了与当地居民的交流和联系。此次发放调查问卷３００份，

2、回收２９３份，回收率为９７．６℅；有效问卷２９１份，废卷２份，有效率为９９．３℅。田野调查点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该县有回、撒拉、保安、东乡、汉、土、藏、维吾尔、羌、蒙古等１０种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５２％，其中，又以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的人口居多，保安族属积石山县特有的少数民族，占全国保安族人口的９５％以上。积石山县是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的典型的农业县。二、影响积石山县法制建设的因素在当地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的很多群众对于“法律”这个词很陌生，对于“法制建设”更是知之甚少。例如当发

3、生纠纷时，大部分人表示双方会自行和解，以及依据当地的民族习惯解决，很少有人会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１．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律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法律意识也是法律现实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孙国华教授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１］由此可知，法律意识的客体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其本原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律意

4、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对积石山居民法律意识的调研数据显示，７０．５％的居民表示自己能够守法，但法律意识一般，有２５．３％的居民表示自己知法懂法守法，法律意识强，只有４．２％的居民表示自己不懂法，没有法律意识。在对当地居民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的调查当中，有５４．６％的居民表示法律知识通过电视、广播得来，有２１．３％的居民表示是通过网络获得的，还有１１．１％的居民表示是通过书籍、报刊获得的，另有１０．３％的居民表示是听别人说的，只有约２．７％的居民表示是通过政府宣传等方式获得。由此可知，被调查者对法律有一定的

5、认识，但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缺乏较深入、系统的掌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普法宣传不够，现代信息传播渠道代替了政府宣传的部分功能。２．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占据重要地位。纠纷解决是每一个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一个社会现有的纠纷解决体系来解决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纠纷，进而维持和创设这一社会的各种秩序。日本人类学家千叶正士对纠纷现象做了细致地研究，他将纠纷化为五个基本类型：对争（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争论（ｄｉｓ－ｐｕｔｅ）、竞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混争（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和纠纷，并据此认

6、为纠纷可涵盖以上五种类型，因此，千叶正士将纠纷定义为“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相互之间丧失均衡（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关系的状态。”在他看来，所谓纠纷即是指社会秩序的混乱状态。［２］而我国学者季卫东认为：“所谓纠纷，就是公开地坚持对某一价值物的相互冲突的主张或要求的状态”。［３］据此，笔者认为，纠纷其实就是发生在特定民众之间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厉害关系所发生的对立，它带来的往往是现有正常秩序的失衡。而少数民族纠纷是发生在少数民族之间、并促使少数民族之间正常秩序的某种失衡。纠纷解决的机制可分为国家正式的纠纷解决制度和社会非正式的纠纷

7、解决制度。正式的纠纷解决制度是指国家机关依据其职权对纠纷的解决，如法院的裁决、诉讼内调解、公安机关的行政调解等。正式纠纷解决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强调纠纷解决制度建构与运作的制度化、稳定性和规范性，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制度，是指存在于民间的，主要由民间的权威主体等所主持的纠纷解决制度。其中少数民族纠纷解决制度是非正式的解决纠纷的制度，它是自然形成的解决少数民族成员间纠纷的途径。我们对积石山居民发生纠纷时选择的解决方式做了调查，调查显示，当发生纠纷时，有５９．５％居民选择和解，２７．１％的居民选择找当地威望高的长者调解，１３％

8、的居民愿意依民族习惯解决，只有绝少数的居民选择了到法院起诉，约为０．４％。在关于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更愿意选择哪种救济方式的调查时，有４６．４％的居民选择了到法院起诉，有２５．１％的居民选择了向政府机关申诉，有４．１％的居民选择了申请仲裁机构仲裁，并有２２．３％的居民选择了依当地民族习惯解决，只有不到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