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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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论文.freelan，Kraay，andZoido-Lobaton）等提出了五个综合指标，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全部。一是政府的效率，包括行政人员的能力，所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机构的独立性等，这些都是政府在制订和执行一套好的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二是监管的负担，包括规章的种类、数量、管理的市场多少、竞争政策、价格政策等。主要是用来衡量政策的效果，经商环境以及对市场的友好程度。规章应该简单易懂，不宜过多、过于复杂。如果规章过多，不仅会加重执行的负担，也容易造成很多逃避现象。规章的负担不宜过重，应该有一种对市场的亲和力。三是法制记

2、录，主要看各种法律、法规执行的力度、效率以及可预见性。执法要严，违法必纠。如果有了一部好的法规，但执行不力，那就等于是没有法规。法规的执行与法规规则的制订同等重要。法律还要做到有可预见性，朝令夕改会损坏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四是腐败问题，它是用来衡量非正常付费的频率和规模。腐败是一个全球现象，既有制度上的问题，也是管理和执行上的问题。五是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情况，衡量指标包括发生政变、暗杀、暴乱和武装冲突的概率。如果政治和社会不稳定，那么任何投资都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在衡量治理结构时采用五边型的表达方法。外边的网代表最好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网越大就表示它

3、的治理结构就越好。世界银行对全球174个国家进行了评估，根据这一评估以及我们对中国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国的情况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甚至是矛盾的一面。在衡量规则的负担和政府效率时，我们使用了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时间成本，另一个指标是非正规付费及其他的交际成本。根据商业环境调查报告的发现，中国企业经理大约要花9%的时间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这一指标比0ECD国家要差，与欧洲转型国家、拉美国家大致相同，但要远远好于印度等国。但是，全球竞争力报告则认为中国的情况大大低于中间值，甚至说比印度还要差。在腐败指标上，中国的排名处于企业腐败成本最高的行列；非正规

4、的支付情况比印度、泰国还要严重。因此，从上述的两份报告看，中国在监管负担、治理结构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差距，仍有不少要改善的地方。4.市场的进入和退出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不仅反映了投资环境的难易程度，对发展健康的经济也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在一个有竞争的市场上，市场的进出应该是自由的。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壁垒会阻碍新企业、好企业的出现，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也不利于企业创新。简科夫（Djankov）等对世界上85个国家的市场进出规律进行了统计，研究企业在创办时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从审批程序、所需时间来衡量。各国的情况差距很大。在加拿大，要创办一个企业只需要

5、两个审批，而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需要21个，有的国家则更多。加拿大需要两个工作日，而在玻利维亚就需要152天。审批程序的复杂以及旷日持久的等待大大加重了经济的成本。在玻利维亚，设立一家企业的成本为人均GDP的266%.研究还表明，管制过于严格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腐败，也使大批的经济转入地下，成为所谓的黑色经济。根据简科夫的标准和调查发现，在中国创办一家企业需要办理12个审批，多于抽样国家的平均数（10个），所需时间92天，也大大多于抽样的平均数（47天）。中国在减少审批方面已取得了不少进展，最近我们在广东的江门市和深圳市访问时就发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江门市

6、推行了一站审批法，将不同的审批部门集中办公，一个窗口对外，缩短了审批部门之间的周转，也方便了申办人。深圳还提出了代办制。这些都有效地改善了企业的投资环境。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现行审批制度仍显过多，还需要进一步地精简。衡量市场进入和退出难度的另一种方法是研究与之相关的产出情况。看一个国家的市场是否有竞争力，一个重要指标是行业内企业生产力的分散程度。在有竞争的市场上，由于有了优胜劣汰机制，效益差的企业要么大力推进革新，迅速提高它的生产率，要么会面临被淘汰的下场。这样，企业间生产力的分散程度就不会很大。如果存在很大的分散度，就证明市场的进、出是不自由

7、的，竞争是不完全的。例如，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或管制过严都会使效益差、成本高的生产企业继续留在市场内，而那些生产力高、有创新能力的新企业就可能被挡在了市场之外。放宽市场准入、增大竞争会激发企业更大的创新动力，也会给那些不进行创新的企业做出更大的惩罚。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过多保护、增加市场竞争，可以迫使效益差的国内企业奋起直追，改善管理、消除浪费，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否则就要被淘汰。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分散的情况就会缩小。我们在印度、中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调查了服装、电子行业生产力方面的差距，既衡量行业率

8、和竞争壁垒。4个东亚国家的生产力分散度相对较低；在服装行业，马来西亚、泰国的比率低于3，韩国略高于2.中国的情况比印度略好一些，但比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