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经济转轨争论中的谬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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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东欧经济转轨争论中的谬误论文.freel，1993)。“社会的”这个词也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但是该词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或许就是“社会市场经济”能在波兰最近关于理想经济模式的讨论中赢得广泛赞誉的原因。很少有人能理解其确切的含义，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确信“社会市场经济”就是某种更好的市场经济。这个术语是德国的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在1940年代提出来的，用以描绘有一定社会保障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和瑞士相比，该经济的社会保障程度和范围要小得多。从1970年代开始，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似乎就已经过于社会化了，这种状况影响了该

2、国的发展速度，也是造成其公共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对那些想奋力发展经济的国家来说，“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MarktePinto，1993)。然而，我依然认为这个论断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企业的效率一方面取决于价格或贸易体制所决定的企业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结构，包括其所有权形式(当然，一些企业的机构变革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方式，而且以这种方式影响了其它企业所处的环境)。企业的环境和结构并非是依存的关系：的确，即使所有权结构保持不变，硬化和自由化企业环境可以带来生产率的些许增长。然而，不能以此反对私有化，因为如

3、果环境改变的同时私有经济也发展了，那么鉴于私有企业在相同环境下会比国企更有效，因此整体效率将得到更大的提高。但是，应该承认的是，现有理论并没有确切解释与产权和所有权结构有关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之一就是私有——非私有企业的效率差异明显地取决于企业所属的经济部门。比如，农业和制造业中的上述效率差异远大于电力行业。因此，既定部门的规模、在经济中的比重、分布等都是影响私有——非私有企业效率差异大小的重要因素。目前对银行业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理论的缺失，在我看来，现有理论并没有对这些部门的私有产权进行清楚的解释，很多产权方面的理论几乎都集中在制造业。

4、更重要的是，现有理论没有详细解释现代企业(经理管理型的私人企业，与传统的所有者管理型的私人企业是不同的)的影响(见Muller1992)，而且也没有认识到公司治理形式的重要性(见Frydmanetal，1993)。公司治理是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监督，所有者一监督者只是众多形式中的一种。在我看来，从规模较小的所有者管理型或自我监督型企业到规模较大的经理管理型或外部人监督型企业的转变能否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还不得而知。有迹象表明，一个经济如果中小型的传统资本主义企业占有很大的比重，那么该经济就相当成功(如意大利、西德、台湾)。这就是为

5、什么在转轨国家里，通过实行全面自由化和稳定方案来发展一些中小企业是可行的。最后，现有理论并没有解释二战后西方国家机构投资者基金份额快速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养老基金投资份额快速增长的影响。我对此深感吃惊，因为资金管理者或许有着各不相同的经营特色，这对由机构投资者资金控股的企业的运转和绩效是至关重要的。重新考虑私有化问题，我注意到很多分析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快速的私有化比缓慢的私有化会导致更多(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的显性失业。结果或许如此，但是理所当然地这样认为就是错误的，因为与私有化进度有关的两个相反结果同时影响显性失业。首先，与非私有公司相比

6、，私人公司在利润驱使下更可能想方设法解除一些他们认为永远也不需要的工人。其次，平均说来，追求利润的私人公司比非私有企业会更有效地利用现有劳动力，更有激励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维持和扩展劳动力，因为培训过的劳动力能创造更多的利润。因此，我们不该断定激进私有化一定会导致更多失业。要记住在很多情况下，面临外部冲击但仍不愿重组或进行私有化的企业会累积起隐性失业，那么当私有化最终不可避免时，隐性失业将变为显性失业，把显性失业增长全部归结为私有化无疑没有把某一现象的实质增长与其透明度的提高正确区分开。(六)特殊国情与特殊方法一个普遍的错误就是一些人以特殊

7、国情为由认为即便是相同的基本经济问题，也必须用完全不同的、针对各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观点在讨论超速通货膨胀时尤为盛行，比如坚持把俄罗斯的超速通货膨胀看作一个特例，要求采取一些完全不同于标准的宏观经济稳定措施来消除通胀，巴西的情况也是如此”。每个国家在某些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是一国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特殊的策略来解决一些基本的经济问题。中俄两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两国都流行肺结核的话，那么最好的治疗方法无疑是一样的。因此，解决某一经济问题的最好方法并不能反映各国的特殊性，而同一种方法在各国不同的负面影响才能真正地反映

8、其各自的特殊国情。例如，稳定社会主义经济会比稳定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大。比较一下1948年后西德经济的奇迹与1989年后东德经济的崩溃，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除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外，在东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