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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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分析许多资料表明，我国区域经济的失衡状况比较严重，曾被联合国列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其他是巴西、尼日利亚和埃及），西部地区拥有全国56%的土地面积和近30%的人口，但人均GDP只有东部地区的40%，在迄今五届经济百强县评选结果中，中西部地区入围的比例一直很低，其中，2002年80%以上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仅有两个：2005年的评选结果表明，这种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格局仍未改变。　　区域经济失衡的产生及化解与诸多因素有关，包括历史条件、区位优势、制度安排、体制改革、货币性因素等。我们以东西部地区差距为例，重点分析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从而探讨

2、解决区域经济失衡的金融资源配置问题。所谓货币性因素是指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金融资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　　之所以强调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是因为它既是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又是化解区域经济失衡的首要因素。对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分析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财政政策对改变区域经济失衡的效力分析　　　　当前研究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多数仍然集中在传统财政政策手段方面，诸如税收优惠、政府投资倾斜、增加转移支付等。国际上许多国家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的政策基本上也是采取了传统财政政策的方法，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进行转移支付，以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意大利、英国是中央政府对落后地

3、区实行财政补贴。其中，意大利政府为促进南方地区的工业化，对南方新建企业的厂房建设资金补贴25%，购置机器设备补贴10%，对新建企业提供75%的贷款。　　传统财政政策手段对经济均衡发展的调控是有效的，并且还将继续使用。但也要检讨为什么我国在实行这些手段的同时，区域经济失衡仍在不断加大?重要原因是，传统财政政策手段如果使用不当，不但不会改变区域经济失衡，相反会加剧区域经济失衡。例如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主要是对东部地区给予了较多的优惠政策，从而强化了西部地区的比较劣势。　　相比之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国家，

4、如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区域经济失衡现象。这说明市场力量的强化并不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失衡。这些国家通过政府的有效干预，制约市场要素的流动方向，使经济能比较均衡地发展。而我国的情况是，最初的资源流动方向包括数量和价格，都是政府计划体制决定的。可以设想，如果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供给资源的价格不是那么低，其获得的收益也许不会如此之低，正是这种资源价格的政府管制方式为区域经济失衡留下了隐患。　　另外，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主要实施了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在此过程中，没有充分意识到接受政策的地区将受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即当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时，接受政策的地区受惠

5、；当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时，这些地区则受损。例如，为了刺激经济，1982－1984年财政支出实施了三年的扩张政策，而1995年又实施总体性的紧缩政策，2005年财政政策又由“积极”转为“稳健”，总体上也是紧缩的态势。财政政策的这些变化，导致了西部地区得到的财政支持随着扩张和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不断变化，缺乏货币资金来源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其结果往往出现这样的局面：当东部地区接近于潜在产出水平时，西部地区却存在着非潜在产出的均衡，造成了财政政策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失衡不断扩大趋势同时进行的情况。　　　　二、金融资源配置状况对西部经济发展作用的分析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需要金融资源的配置，而金融资源与金融体

6、制、金融市场等关系密切。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金融资源如何配置是政府和经济学家一直十分关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提出的“金融深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劳动生产率低等问题以外，还存在着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金融抑制”。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消除金融抑制，放开利率管制，取消信贷配给制，实行金融自由化，用所谓“麦氏指数”（M2，GDP）衡量货币化、金融市场化和金融深化的程度。　　自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以来，理论界就有热衷于金融深化论的倾向。但对于西部地区经济而言，金融深化以及麦氏指数的实际意义并不大，甚至还经常被错误地使用。例如，有观点称，西部地

7、区自1991年后金融深化程度不但高于全国水平，而且有两个阶段超过东部地区。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即在西部地区GDP相对低的条件下，麦氏指数表示的金融深化程度就相对较高。但事实是西部地区经济中的货币化程度、金融市场化程度与东部地区经济相比都低得多。就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支持来看，虽然其支持的力度不断增强，但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比较起来，仍然相去甚远，并且财政预算内投入还远远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