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操纵下的领袖著作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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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识形态操纵下的领袖著作译介----英语翻译学论文-->绪论（一）研究缘起近年来，国家在大力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战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举措，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中国文化“走出去”看似一个文化战略，实则是一个经济战略，更是一个政治战略。因此，做好政治文化“走出去”也同样是很有必要的。领袖著作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载体，是国外了解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在对外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尤为重视的部分。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党中央就开始

2、有意识把领袖著作译介到国外。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领袖著作在海外建立起广泛的读者群体，上至其他国家的国家领导人，下至中国研究者，乃至普通的百姓。通过领袖著作，我国让每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成功地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国家的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直接反映了国家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是国家进行领袖著作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以《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和《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邓选》）为最典型的代表，两者均享有最高规格的译介待遇，由中央编译局的中央文献翻译部进行翻译，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外文印刷厂负责印刷，再通过国图公司在国内外发行。通过译介《毛选》和《邓选》，我国大大加深了国际社会各阶层对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状况在国外得到广泛的传播。作为对外介绍我国领导人思想的工具，《毛选》和《邓选》的译介被打上了意识形态操纵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两者的译介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毛选》的对外译介主要发生在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选》的译介则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分别受控于不同的国家领导集体以及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国家组织这两次译介时的动机是否相同？

4、参与这两次翻译的译者有何区别？他们对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的把控有何异同？两次译介达到了怎样不同的效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政治文化“走出去”的诉求下，我们依然肩负着把更多领袖著作翻译到国外的重要使命。此时，我们不能忽视过去翻译实践的成果和经验，而应通过不断的回顾与总结，把目光放置于整个历史长河之中，研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所发生的译介活动，找出过程中的得与失，从而为今后的领袖著作译介提供一定的指导，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求。适逢外文出版社正陆续推出《江泽民文选》一、二、三卷的外文版，本文希望能通过回顾《毛选》

5、和《邓选》的译介经验，探讨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下领袖著作翻译如何服务于不同的政治诉求，以期为《江泽民文选》及今后的领袖著作译介提供指导。（二）文献综述以下将通过梳理《毛选》翻译、《邓选》翻译的研究情况，指出本文的研究创新点。1、《毛选》英译研究文献综述与《毛选》英译相关的研究可分为几大类，第一类是以译例分析为主的翻译技巧探讨。庄绎传（1962）、林汝昌（1962）、汤钟琰（1979）、吴东之（1985）、肖卫仪（1992）、罗靖（1996）、费小平（2000）、王建亭和牛晓莉（2011）、李亚球（2012）从语言层

6、面上探讨《毛选》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并提出了对个别翻译处理的商榷意见。这一类文章以老一辈的政治文献翻译工为大多数。研究者多半是亲身参与过《毛选》翻译的工作，之后就工作经历提出翻译感悟。研究方法多以译例罗列为主，多为规定性的研究，意在强调《毛选》翻译工作的严肃性和严谨性。这一类研究为其他类型的《毛选》英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译例分析参考，吸引翻译研究者关注《毛选》英译中一些值得探讨研究的现象。第二类是对《毛选》英译过程的回顾和事实描述，内容涉及《毛选》的翻译及修订工作，包括译员组成、翻译流程、审校原则及出版情况等，如程镇球（19

7、93）、尹承东（1993，2000，2009）、庄绎传（1995）、方厚枢（2001，2005）、王冰（2002）、姚小平（2003）、夏明星和吴宏伦（2005）、刘习良（2009）等。其中，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尹承东（2009）就亲身经历详实地回顾了《毛选》英译的过程，陈述了中央文献翻译部成立至今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并提出了当前中央编译局所面临的困境。程镇球（1993）、庄绎传（1993）和刘习良（2009）介绍了英译团队的成员、翻译的流程以及翻译过程中的一些趣事轶事。这类文章为《毛选》的英译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史料，还原

8、了当时英译的真实情况，是《毛选》英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于《毛选》英译的专著，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出版了由《毛选》英译参与者及翻译家程镇球编写的《翻译问题探究——毛选英译研究》，其中程镇球就词汇方面、句子结构方面及修辞方面对《毛选》的英译策略进行探讨，译例涵盖《毛选》一至五卷，并对比了外文出版社版本及英国劳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