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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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简称《新陈代谢》）探讨了晚清随着列强的入侵，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并专门探讨了地主阶级的分化。[1]从陈先生文中“地主阶级”的指称对象来看，主要指的是官僚士绅知识分子，应此，其所指不是地主集团，而是士绅集团。①士绅一般通过科举考试或相关渠道获取一定功名或身份，以遵守儒家道统为基本道义要求。有人认为士绅仅仅指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2]本文认为，士绅应该包括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及为官的儒家知识分子，两者都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取相应身份标识，不管在何种职务或何种情境中，儒家知识分

2、子都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基本道义要求，且古代社会认同中也没有将两者分离开来，即同属于“士“阶层。因此，本文将两者统称为士绅集团。当然，两者之间也有区别，与在野的实施不同，作为官员的士绅，不但要维护儒家道统（道），还要维护皇权（势）利益。　　但是，陈先生在《新陈代谢》一书中并没有就士绅知识分子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详细展开，本文顺着陈先生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政治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传统社会结构重要成份之一的近代士绅文化权力演变及其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如太平天国运动、晚清自我改革运动、晚清乡村危机等。一、士绅集团的文化地位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在太平天国

3、失败原因的探讨中，陈先生的论述有两个方面涉及到士绅势力与太平天国失败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太平天国丧失了理想的宗教则流为偏执的虚妄。这样，太平天国政权不能不日益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封建政权。正是这一点，参加太平天国的人很多是无业游民，而知识分子如王韬、容闳来而复去；另一方面，清王朝由于一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力挽狂澜，而得以胜利。而这时太平天国却发生了内讧。[3]　　另外，陈先生讲到洪秀全思想的时候，谈到它的反孔思想，认为，太平天国在反孔的同时又吸收了部分儒家思想，并对其反孔的原因做了进一步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首先，与孔子争夺唯

4、一的神圣地位。唯一的排他性决定了其他一切权威和偶像都必须取缔。其次，儒家思想支配性并不是每个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识到。[4]　　其实，洪秀全的反孔思想并不仅仅是洪秀全的个人思想，而是天平天国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天平天国运动的反孔立场及其“破孔庙、毁孔学、焚儒书”的行动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陈先生没有进一步探讨这种指导思想对天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影响。　　笔者认为，陈先生所谓的士绅知识分子远离天平天国及以曾国藩为首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对太平天国的镇压都与太平天国的反孔文化立场及其实践有密切关系。太平天国尽管也采取了科举制度，试图以优惠条件吸纳治内士

5、绅势力参与政权，也有部分士绅，尤其是太平天国改变激进的文化立场后，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转换文化立场，参与太平天国，但是很多士绅知识分子拒绝参加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而使太平天国不得不强制士人参加考试。[5]其实，士绅，尤其是太平天国治外士绅作为一个社会势力集团，对太平天国基本持反对态度，而且态度非常强烈。坚决反对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士绅代表人物。②士绅集团对清王朝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清王朝最后反败为胜的主要因素之一。反过来说，太平天国失去了士绅的支持是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士绅坚定支持清王朝而反对太平天国主要原因在于天平天国

6、反儒反孔的文化立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天国并不是反对士绅阶层，但是反对士绅的尊儒文化立场。　　天平天国的反孔立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起义合法性的论证而被强化。太平天国起义以后，面临着起义合法性论证的问题。其合法性的建立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其一，通过宣布清朝为非法，即胡虏，来剥夺清统治的合法性。其二，通过宣布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确立其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其三，以上帝的名义宣布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是一种自我论证。　　这一点对汉人有一定吸引力，但是，对于民族主义仍未觉醒的时代，其吸引力是有限的，而且，清代满族政权吸收了大量的汉人士绅，因

7、而这一点难以获得士绅阶层的认同。第二点主张偏向于打击部分士绅集团实际利益，即地主，也不会得到他们的赞同。　　第三点的合法性论证需要建立和强化上帝的权威，这一点更为汉族士绅深恶痛绝。士绅阶层，由于主要是儒家知识分子，认同的是“道”，即合法性应于“道统”。这个道统就是儒家的道统。因此，统治的合法性在士绅阶层看来，在于是否遵从道统。而遵从道统的最重要象征就是孔子的神圣地位受到认可，并且儒家经典及其思想受到遵从。而太平天国由于为了树立上帝的权威而采取激烈的措施反孔和反儒，尽管后来有所缓和，如焚烧践踏儒家经典，对传统的士绅阶层产生了强烈了文化冲击，由此

8、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击。因为随着上帝权威的建立，必然使得儒学文化权威的丧失。这种文化权威的丧失从根本上动摇了掌握儒家文化的士绅阶层的文化权力基础，从而从根本上瓦解士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