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晚清广东的“公局”一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作者：邱捷发布时间：01-10-11【内容提要】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來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冇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其至在地方上冇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晩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摘要题】社会•经济【关键词】公局/士绅/乡村基层社会【正文】以往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及士绅控制基层社会的问题（注：例如吴晦、费孝通

2、等的《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仲礼的《屮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一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此均有论述。），还冇学者对广东的士绅机构作过研究（注：杨念群的《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一一屮英冲突的一个区域性结果》（《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也涉及了木文论及的问题，予笔者很大启发。杨先生的论文重点论述士绅机构“军事化”的问题，这些机构的

3、其他职能并非这篇论文关注之点。杨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广东不同区域（例如珠三角与客家地区）的差异，也没有提及19世纪中期以后普遍设立的“公局”。），但关于各地士绅如何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具体研究似乎述不多。晚清广东的“公局”是普遍设立的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机构，有一定代表性（注：刘志伟、陈春声的《清末民初广东乡村一瞥——〈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介绍》一文（收入柏桦主编：《庆祝土钟翰先生八十五暨韦庆远先生七十华诞纪念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提及番禺沙湾的仁让公局，并对其做了个案研究。两位教授向笔者提供了有关史料的照片。

4、《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是笔者所知的惟一一种公局的原始档案。本文引用该项资料时按刘、陈两教授文章的编号。），本文拟做一专题探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公局在广东普遍设立吴跻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6回提到：“我们广东地方，各乡都设一个公局，公举几个绅士在那里，遇到乡人有什么争执的事，都由公局的绅士议断。”[1]（P439）“局”一般指官署或办事机构。在清朝，官署被称为“局”的多为临时性或新设立的机构，如善后局、保卬局、厘金局、缉捕局之类。非官方的办事机构往往也称为“局”，例如，香山县的士绅“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册金贽敬，免

5、受苛索”，建立“印金局”；为“合邑致送京官炭金”建立“炭金局”[2]（卷4,建置•局所）公局”一词常见于晚清的文献，从字而看，“公局”的含义是“公同办事的机构”，如1906年，粤督“札饬广东藩司，克H择地设一公局，名曰广东铁路公局，以便接见绅商”[3]。但在晚清的广东，“公局”在多数情况下是指士绅在乡村地区的办事机构，通常是“团练公局”的简称。在嘉庆、道光年间甚至更早，广东乡村也有公所、公局等士绅控制、管理的机构（有时也用社学、公约等名义），拥有武力，行使缉捕、稍查等权力。如香山县，在嘉庆年间为防堵洋匪张保仔，“邑城郑墩达等七姓”捐资

6、创设固圉公所，又名附城公所[2]（卷4,建置•局所）o1806年，该县小榄士绅何应魁，为防御海寇郭婆带，“捐金五百为乡里倡，设公约，分置巡船卡口，建碉台，督勇昼夜堵御”[4]（卷15,列传）。道光间，该县隆都士绅郑瑞芝主持隆都局，“鼓励丁壮，严密巡缉，屡擒剧盗”[2]（卷11,列传）。该县大车乡士绅林谦，因庚子年（1840）“英吉利以禁烟启衅，奸冗乘Z”，“谦告县集众于云衢书院，立章程，严堵御，东乡赖以安1847〜1848年，“酋粤贼起，蔓延东省”，林谦“于是分东乡为六局，督乡I才I，察游匪，设总局丁•邑城之东”[5]（卷4,耆I口）

7、。不过，这类机构多因战乱而设立，由于经费及其他原因，事平后便解散或停办。公局在广东的普遍建立，与咸丰年间的红兵起义有关，这在文献中冇清楚的反映（注：黄宇和查阅大量叶名琛档案后得岀这样的结论，见（澳）黄宇和著、区鉄译:《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35页。多种方志（如香山、顺德、南海的县志）的记载也可作为佐证。）。顺德县的情况最为典型。嘉庆八年（1803）顺徳县在籍进士胡鸣鸾等建立了容桂公约，拥有武装，“按亩抽费，设船勇专司搜捕”；但这个公约后來已相当涣散。而且，并非全县都有类似机构。红兵起义时，顺徳士绅组织了很多武

8、装组织。但在起义平定后，这类组织并没冇解散，不但在县城继续有团练总局，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等还“访各乡绅士，由县札办乡局分理捕务”［6］（卷27,列传七；卷32,杂志）。于是建立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县的团练总局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