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地制度：收益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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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农地制度：收益和成本

2、第1...　摘要：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国家作为农地制度的供给者其从这项制度安排当中获得的潜在收益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国家坚持稳定和完善现有制度基本上解决了其目标函数当中首要的社会稳定问题：让农民有饭可吃，有地可种。但中国的农地制度安排也存在着内生的矛盾和冲突：土地灰市场和分利集团的衍生。这是国家为这项制度所付出的最大成本，从一个较长时期看，这一成本将影响国家兴衰。怎样降低制度存在的成本是对中国政治家们的严峻考验。关键词：农地制度社会稳定土地灰市场分利集团国家兴衰Ru

3、ralLandTenureInstitutionofChina:BenefitsandCosts一、引言在当下的中国，再也没有比“三农”更能牵动上上下下关注的问题了。之所以如此，恐怕在于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或者政治问题，而是成为一个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涉到国家发展、政权稳定、民族复兴的大问题，是一个长期令人困惑但是又非解决不可的大问题。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和改革进程一直是由政府主导的，农村改革也在国家面临财政压力的情况下默许、支持农民自发的组织和制度试验，

4、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适时的推出并加以稳定的。国家推行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其统治的“义理性”，而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当时改革的核心问题。本文所关心的问题就在于：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提供和维持现有的农地制度的收益和成本是什么？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体制到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次农地制度的变革发生在1950年代初期，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土地分给了无地的农民耕种，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代末人民公

5、社化运动的开展标志着第二次农地制度的变革，建立了高度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第二次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形成是国家赶超战略的必然产物。[1]1970年代末的第三次农地制度变革逐步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农业产出增展的贡献率达35.6%—75%，整个1980年代，我国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了近5倍，显示了制度变迁对农业发展的激励效应。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潜能释放（1979——1984）到潜能消散（1984——），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对农业的激励

6、作用逐渐得到释放。农地制度潜能的消散伴随着19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严重的“三农问题”，使政府和学术界重新审视既有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很多学者认识到了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所带来的问题。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农场平均面积过小，以致于不能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另外，由于没有界定清晰的土地所有权，农民不愿在土地上投入；土地市场不发育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整[2]。农地产权残缺或者说现有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农地流转并造成了效率损失。频繁的土地调整对农户的经营预期，对土地资源的保护性使用以及对土地的长期性投入都是一种

7、损害。地权的残缺，主要是产权缺乏排他性、承包经营权缺乏明晰性、安全性、稳定性，导致了农户土地投资积极性受挫，降低了土地边际生产率，使土地的边际收益曲线位于较低的水平上，导致农地需求不足；同时，产权的残缺降低了农地承包权交易价格，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收益会因此下降，进而减少农地市场供给（孔泾源，1993；骆友生和张红宇，1995；钱忠好，2003）。同时也有学者从另一方面指出，保障土地租赁对于低收入农民实现食物安全是非常重要的。Zhou（1998）指出，中国的“双层土地经营制度”在避免产生新的无地

8、农民和低效率的土地占有方面是非常好的。Ho（2001）指出，许多中国农民，特别是在贫困村庄的农民，赞成现行的土地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保证了农户可以获得土地。FAO（2002）也指出，贫困指数与土地所有呈负相关，生产率和农场面积呈负相关，即农场越小生产率越高。这些研究成果应使人们对目前增加农场规模的流行观点重新考虑，特别是对贫困地区而言。[3]林毅夫（1988；1992）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集体农场（人民公社）改为家庭农场（家庭责任制）后，农业生产和生产率都出现了显著增长。速水佑次郎（2003

9、）在考察发展中国家农村组织的发展时就指出，“除了需集中加工和销售的特殊商品外，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是高效率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经营规模通常都很小且相当同质，基本上都处在家庭劳动力可耕作的范围内”。他甚至认为，“如果不利用小规模家庭农场在组织上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4]管清友、王亚峰（2003）认为，“家庭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并不矛盾。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成本——收益框架里可以分析清楚。农民的家庭经营是否采用某种现代化的经营手段或者耕作手段，取决于农民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