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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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主题词：悬泉汉简简牍学文书分类内容提要：面对近1.8万枚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文书，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些文书的性质，如何进行文书分类，如何进行综合研究，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目前存在的几种分类方法的分析，依据简牍文书学的分类方法，提出悬泉汉简的文书分类应该从悬泉置的功能性质入手，才能给每条文书进行恰如其分的定性。悬泉汉简可以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悬泉汉简中的最主要部分，包括悬泉置日常运作的所有文书，二是保障悬泉置日常运作的相关文书，三是具有汉代普遍意义的文书，主要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法律制度与政治生活。2003年4月开始的数据库建设，笔者负责悬泉汉简

2、的第一部分，即按照释文数量分是现有简牍释文十九本的前五本，其中三级以上文物3954件。这一工作中是往电脑里输入每条简牍的数十项指标，最让人费心思的是给每条简牍起一个合适的名字。按照现有命名原则，对每条具有不同内容的汉简给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起先认为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回事。不但有些是确实无法命名，而且还有一些命名是可以模棱两可的，你可以这样称之，也可以那样叫它。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笔者认为就是如何把握悬泉汉简文书功能性质的问题。如果能恰当地把握了文书的性质，命名问题也就好解决了。当然这就是要写本文的初衷。由之将联想到的几个方面写出来，是否妥当，请大家指教。一、简牍

3、文书的分类问题从现有的简牍文书分类来看，在百年来的历程中，人们对简牍文书的分类有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贯穿在整个简牍学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这个过程的起点是开始于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肇始于1907年他在敦煌西北汉塞附近发现的709枚汉文文书。这批文书经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以《流沙坠简》一书，首先向国人讲述了它的价值，从而开启了一神秘的学术殿堂。囿于当时的条件，他们仍然采取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将这批文书以三大类进行分析与介绍。即《流沙坠简》一书中的“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和“简牍遗文”。[1]随后到来的简牍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是旧居延汉简的出土与发表。万余枚居延汉简主要经劳干一

4、人之手，使国人对简牍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它带给学术界，尤其是秦汉史的冲击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强地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简牍文书的重要性，并将之同秦汉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为秦汉史开辟新天地之余，也为简牍学的奠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劳干对简牍学的贡献可谓“至大”。用一位学者的话说为“劳干是居延汉简研究的先驱”，他的学术成就“大家都熟知的事，无须多谈；前辈的成就，以后辈的浅陋去评论也属无益。”[2]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称赞劳干对居延汉简研究贡献的同时，人们对他最初的居延汉简分类法也同样感到无法满足简牍学的发展需要了。这样也就有了简牍学分类法的演进，简牍学的发展。劳干的分类法共有七大类六

5、十六小类，分别是：甲类的简牍形制，乙类的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丙类的有关史事文件举例，丁类的有关四郡问题，戊类的边塞制度，己类的边郡生活和庚类的书牍与文字。[3]这种方法是在简牍资料更加丰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王国维三大类方法基础上的发展，因为三大类已经不太可能概述居延汉简的内容了。但是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将简牍作为史学研究的资料处理了。在旧居延汉简图版出版之后，简牍文书分类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可以说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森鹿三为首的“居延汉简研究班”中的大庭脩、永田英正和鲁惟一。他们利用图版、释文，力图将简牍作为汉代的文书资料，探讨汉代文书的性质与形式。这就是后来的册书分类与册书复

6、原。具体反映其成就的是大作：《秦汉法制史研究》[4]、《汉简研究》[5]、《汉代行政记录》[6]和《居延汉简的集成——破城子出土的定期文书》[7]。他们的辛勤劳作让后人对汉代文书形式和格式有了清晰的认识，为简牍文书的研究提供了典范，为简牍文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破城子、金关汉简2万余枚简牍文书，为简牍学的发展、简牍文书学的形成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使更多的人有比较直观的实物去考察汉代的文书形式和文书格式。所以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在大陆出现了简牍文书学这一名称，并有两部大作问世，即李均明主编的简牍文书学丛书《汉代官文书制度》和《简牍文书学》[8]。简牍文书学的形成可以说是人们对

7、简牍文书进行分类研究的直接成果。同样也是对已有简牍文书分类方法不甚满足的情形下产生的。二、十年来悬泉汉简研究现状的分析悬泉汉简最先发掘是1990年的12月。1991年的兰州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与会的学者亲临发掘现场，并对当时15000枚数量的汉简惊叹不已。经过1991年下半年、1992年上、下半年前后四次集中发掘，悬泉汉简的田野考古工作结束，掘获汉简2万余枚。1993年到1995年初是悬泉汉简的建档和释文初稿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