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心雕龙》的风格论反观刘勰、钟嵘言说风格的差异的论文

《以《文心雕龙》的风格论反观刘勰、钟嵘言说风格的差异的论文》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以《文心雕龙》的风格论反观刘勰、钟嵘言说风格的差异的论文　　同时代的刘勰、钟嵘以其《文心雕龙》、《诗品》标榜史册，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两颗璀璨的巨星。因这同代之缘，自唐代已有人把二者并提。　　纵观刘勰钟嵘的比较研究，差异说也好，对立说也好，大多是深入文本内部，从内容层面对二者的文学观、审美标准等展开分析。但当我们跳出文本，以《文心雕龙》的风格论反观二者的文学主张，便会发现他们在诸多问题上同具慧眼。至于《文心雕龙》、《诗品》给予阅读者的不同感受，应主要归因于文体、个性、生活背景等因素造成的言说风格的差异。　　　　一、《文心雕龙》的风格论　　　　1、风格与文体　　《体性》篇把作品风格归纳为典雅

2、、运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基本类型。“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因此道也。”认为八种风格虽然不同，但自有法则贯通其间，为文之道，应当仿效体制风格，端正创作方向，然后根据个性特点锻炼艺术才能。这就明确提出了文体风格对作品风格的制约作用。　　《定势》篇进一步阐述了各体文章的风格要求，指出作家仿效学习的文体不同，风格亦会不同。“模经为式者”，自然趋向典雅；“效骚命篇者”，当然趋向艳逸。只有学养深博的大家才能综合各种风格。融会贯通。随时而用。　　　　2、风格与个性　　中国的文论是在品人的才性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体性》篇即阐述了

3、作品风格与作者个性相统一的观点。强调了文学创作是人思想情感的外现，作品语言与人的思想感情是内外相符的。.将文坛之所以出现如流云之变幻无穷、似波涛之翻滚不定般千姿百态的作品，是作者不同的“才”、“学”、“气”、“习”所致。　　他认为文章辞理的庸俊、事义的浅深与作者的才能、学力相统一。“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事类》篇)作品风格的刚柔与作者气质的刚柔也是一致的，正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作品风格的雅正淫靡。也很少与作者习尚的雅俗相反，即“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这里“习”是习染的意思，刘勰认为人的兴趣性格习染而来，所以打好基础很

4、重要，“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总之，“才”、“学”、“气”、“习”陶染着不同的个性，与之相应的作品风格自然呈现出多样的情采。　　　　3、风格与时代　　《时序》开篇即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观点。他将历代文学特点与当时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如评西周上升时期的诗歌是“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西周末则是“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认为文学还会受到社会风尚的熏染。如战国时期，“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

5、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此外最高统治者推行怎样的政策也直接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这就把文章风格的变化与时代的递嬗紧密联系起来，政治的开明昏聩，社会的思潮风尚，君主的提倡扼制等均影响着作品的风格。这与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谓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有同曲之妙。　　　　二、刘勰钟嵘诗论之比较　　　　刘勰钟嵘二人的文学观到底是对立还是基本一致?因《文心雕龙》是文体总论，而《诗品》只是诗论，所以我们把着眼点落在他们对“诗”这一基本范畴的几个核心命题的阐释上。　　　　1、何谓诗　　《文心雕龙·明诗》篇先宗经解，“

6、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在对诗的源流进行描述时则直陈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诗品序》开篇即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歌泳”，接着又论述了诗的作用，“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二者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对于诗是感物生情而作认识一致，所差的是刘勰把温柔敦厚的诗教作用按他的宗经主张放在了前面，而钟嵘最终也没有跳出“兴观群怨”的诗教圈。　　　　2、如何赋诗　　刘勰虽然还沿用《毛诗序》说“诗有六义”，但只把《

7、诠赋》《比兴》列为专篇。释“赋”为“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释“比兴”为“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钟嵘《诗品序》中则直言“故诗有三义焉，一目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比较而言，虽然刘勰未能提出“三义”之名，钟嵘对“三义”的阐释更显诗性，但二者都把“赋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却是不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