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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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思《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缁衣》在郭店和上博简中两次出现，证明其确为战国时的作品且在当时流传较广，同时也使南朝沈约“《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见《隋书·音乐志》）的说法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而在文献的使用上为《缁衣》等篇扫清了障碍。不过，由于《缁衣》、《表记》、《坊记》三篇皆以“子曰”的形式出现，由此却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缁衣》等篇中的“子曰”究竟属于谁的言论？反映的是谁的思想？是孔子的，还是子思本人的？对于这一问题，学者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如一些学者认为《缁衣》等篇中的“子曰”为子思曰，但另有学者极力主张，“《缁衣》诸篇的‘子曰’，当系孔子曰，

2、而非子思或公孙尼子所曰，记录的是孔子之学。”[①]考虑到先秦儒家典籍中除《论语》外尚有大量的“子曰”存在，而这些“子曰”的性质、归属往往又是颇有争议的问题。这样，对《缁衣》等篇中“子曰”的考察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影响到对《缁衣》、《表记》、《坊记》三篇的认识和理解，还关涉到早期儒学的思想演变、学术传播及表达形式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一、《缁衣》、《表记》、《坊记》中“子曰”的问题今本《缁衣》、《表记》、《坊记》三篇，文体基本相似，除首章始以“子言之曰”外，其余各章一般用“子曰”或“子云”。如《缁衣》24章，首章用“子言之曰”，其余各章均用“子曰”。孔颖达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

3、曰’，余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宜异故也。”（《礼记正义》卷五十五）认为首章用“子言之曰”是因为处于篇首开端，与其它各章应有所区别。又如《坊记》39章，首章用“子言之曰”，其余各章均用“子云”。孔颖达曰：“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三十八章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称‘子言之’者，以是诸章之首，一篇总要，故重之，特称‘子言之’也。余章其意稍轻，故皆云‘子云’也。诸书皆称‘子曰’，唯此一篇皆言‘子云’，是录记者意异，无义例也。”（《礼记正义》卷五十一）认为首章的“子言之曰”有概括文意，突出、强调的作用。至于它书皆称“子曰”，惟独此一篇称“子云”，是由于记录者体例不统一造成的。稍显特殊的是《表记》，该篇

4、共55章，除首章外，其它各章始以“子言子曰”者另有7处。孔颖达曰：“称‘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发端起义，事之头首，记者详之，称“子言之”，若于“子言之”下，更广开其事或曲说其理，则直称“子曰”。’今检上下体例，或如皇氏之言。”（《礼记正义》卷五十四）所以，今本《表记》中“子言子”凡8见，多为发端起义，提要各层大义之文。当然，《表记》的分层未必完全合理，有学者对此曾提出疑义，这或许由于错简所致，或由于“传写之误”。[②]对于《缁衣》、《表记》、《坊记》三篇中的“子曰”，学者一般认为是“孔子曰”，但也并非没有疑义。唐人欧阳修曾提出，“‘子曰’者，讲师之言也。”（《易童子问》卷三）认为“子

5、曰”不独孔子之语，其他诸子、学者的言论亦可称“子曰”。欧阳修此说，主要是针对《易传》，尚不涉及《缁衣》等篇中“子曰”的问题，以后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缁衣》等篇中的“子曰”为子思之言，而非孔子之言。如胡玉缙曾“疑所称‘子云’、‘子曰’、‘子言之’者，皆子思之言。故《坊记》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两句，以《论语》为别”[③]。清代学者邵晋涵、黄以周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缁衣》、《表记》、《坊记》三篇中的“子言之”为子思之语，而“子云”、“子曰”为孔子语也。如黄以周《子思．内篇》卷三《表记》说：“凡曰‘子言之’者，皆子思子之言，表明其恉趣之所在。……‘子言之’与‘子曰’必两人之言。而‘子曰’为夫子语，则

6、‘子言之’为子思子语，更何疑乎？”当代学者中也有持这种看法者。[④]按，《缁衣》等篇中的“子曰”应为“孔子曰”，而非“子思曰”。郭店本《缁衣》出土后，其首章始以“夫子曰”，以下各章始以“子曰”，这种称谓体例与今本基本相同，之不过将“子言之”改为了“夫子”。郭店本的章节与今本并不完全相同，其首章实为今本第二章：“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力而型不顿。《诗》云：‘仪刑文王，万邦作孚。’”现在学者一般认为，郭店本首章由于有“缁衣”二字，符合古代篇名的命名方式，所以更为合理，至于今本首章，则可能是错简所致。不过郭店本与今本在章节分合上虽有不同，但二者的称谓体例却基本相同，说明其

7、首章的“夫子曰”或“子言之”确实是有意为之，它不仅是因为“篇首宜异”，同时可能还有标明身份的作用。试以《缁衣》等篇与《中庸》做一比较，可以发现《中庸》第二章至第二十章上半部分主要以“子曰”的形式出现，与《缁衣》等篇体例十分相似；而《中庸》第一章及第二十章下半部分以下主要为议论体，与《缁衣》等篇存在较大差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今本《中庸》包括了子思两篇独立的作品，其中前一部分即为原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