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区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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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区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构建[摘要]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两地的经贸往来更加紧密，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商事争议。本文主张通过构建中国区际商事仲裁制度解决日益增多的商事纠纷，从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框架设计、程序设计以及特别意义五方面全面阐述建立中国区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构想。　　[关键词]区际司法商事仲裁制度港澳　　继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31日香港、澳门先后回归后，2003年6月与10月，中国内地又先后与香港、澳门达成《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EconomicPartnershipArrangem

2、ent，简称CEPA）。内地与港澳之间紧密型经贸关系给我国区际商事交流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因此产生的商事争议明显增多。对比CEPA实施以前，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争议逐步由婚姻家庭、继承、房屋等民事争议为主，转向集中于贸易、投资、成套设备租赁、担保甚至保理等商事领域。在一国两制、司法独立的体制下，司法体制暂时无法满足迅速解决区际商事争议的需求，区际经济发展的形势已将区际商事仲裁制度历史地推向前台。　　一、建立中国区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中国区际商事仲裁制度的经济基础　　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密切的经贸往来由来已久，尽管受我国政治变迁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经贸交流的规模有所变化，但港澳台地区无

3、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地缘上始终无法割断与内地的联系，尤其是在商事交流领域。香港回归前，内地与港澳的经贸交流以转口贸易为主，香港作为国际港口可以说是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窗口，对中国内地发展以外贸代理、转口贸易为特点的对外经济交流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港澳商人对内地逐步发展起来了以“三来一补”为特色委托加工贸易形式，有的进行小规模的直接投资，成立三资企业对外承接订单。港澳回归带来的惊喜极大地刺激了内地与港澳的经济往来。特别是1997年前后，中央政府帮助香港成功地抵抗了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树立了港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因此，港澳地区对内地的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央政府一系列包括

4、扩大香港游在内的政策，对香港的旅游业以及与旅游业相联系的其他行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刺激作用。2003年内地与港澳CEPA机制建立后。不仅仅港澳产品对内地可以享受零关税进口的待遇，进一步促进了内地与香港、澳门进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而且基本上完全清除了港澳对内地“准入”的障碍，内地与港澳经贸往来进入了平稳发展状态。我们可从官方公布的下述重要经济数据与指标中得到：1　　数据一：2006年香港对内地投资金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二：2006年澳门对内地投资情况金额单位：亿美元　　海峡两岸的政治分裂状态对两岸经贸往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交流的限制措施导致了内地对

5、台贸易的巨大逆差，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两岸贸易恢复以来，就一直逐年扩大。目前台湾地区是内地的逆差来源地，截至2005年11月，内地累计贸易逆差达3263.8亿美元。台湾当局限制内地产品进口的措施使得2200多种内地商品，如家用电器、化工、服装及农产品等不能进入岛内，两岸经贸关系长期处于“单向、间接”的不平衡状态。同时，台湾当局限制对内地投资的政策，不仅直接造成了内地对台贸易持续增长，台商对内地投资有所下降的矛盾局面，而且，使得内地企业根本无法到台湾投资。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然以最大的诚意采取促进两岸经贸交流的措施。例如内地单方面积极落实中共与国、亲、新三党达成的共识，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同时

6、，为了维护台湾果农的实际利益，中国内地在认真研究并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从2005年8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对芒果、番石榴、番荔枝、莲雾等15种台湾水果的零关税进口措施。目前，内地一直努力推动两岸直接“通商”，为此内地方面已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成熟的法律政策，采取了各种灵活措施促进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正是这些正确决策使得内地与台湾的贸易与投资的总体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下述权威的经济数据足以说明：　　数据三：历年台商投资大陆统计表（截至2006年）　　金额单位：亿美元　　上述三组翔实数据充分证明了港澳台地区与内地密切的经贸（或商事）关系及相互间重要的经贸地位。正如商务部唐炜司长所总结的那样：“目前，台港

7、澳地区是我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位依次为台港澳、欧盟、美国、日本及东盟）、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前5位依次为台港澳、日本、美国、维尔京群岛及韩国）和对外投资目的地、重要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市场，已成为我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1　　（二）区域仲裁制度难以担当解决区际商事争议的主角　　我国的复合法域体制与国际上其他多法域国家不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内部并没有统一的共同适用的宪法，也没有共同的终审法院，这与英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