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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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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摘要】陶希圣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陶希圣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食货》的创办,是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作学术反思以及在政治失意后转向教学之境遇的一个结果。《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其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使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新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理论之研究路上的探索。所有这些对他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最好的说明。【关键词】陶希圣《食货》社会经济史在20世纪新史学
2、的发展历程中,1934年底由陶希圣主持创刊的《食货》半月刊,对于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应具有奠基与开拓的意义。然而由于陶希圣富有争议的政治生涯,以1949年为分水岭,对于《食货》半月刊,却形成截然不同的评价。[1]对于大陆来说,直至1980年代,尽管随着思想的解放,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史学家开始先后进入了人们客观评价的学术视野,但陶希圣的史学仍为人们所讳言,而其主持创办的《食货》,则被认为是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抗的产物,是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文化围剿的组成部分。[2]进入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对《食货》以及围绕它形成的“食货派”,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论述。[3
3、]然而从已有的几篇文章看,其表述大多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尽量避开涉及对陶希圣学术功绩直接评价的文字,将《食货》、食货派与陶希圣分开来论述。鉴此,本文将本着客观求真的史学精神,将《食货》及陶希圣的贡献结合讨论,以展现近现代史学的部分真实历程。一陶希圣与《食货》的创办1934年12月1日,经顾颉刚提议,在陶希圣的努力下,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名义创办的《食货》半月刊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发行。[4]刊物原名《史心》,后受正史中“食货志”的启发,取名《食货》。于是,一个“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并在1949年之前被史学界誉为“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的学术期刊,便在近现代
4、史学史上诞生了。《食货》的创办与发行,应是陶希圣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反思的产物,同时也与陶希圣本人在这时期的个人境遇有密切关系。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希圣乃其别号。湖北黄冈人,现代史中有名的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5]事实上,陶希圣既是社会史论战的始作俑者,也是因社会史论战而“暴得大名”的学者。[6]从1928年8月至12月,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改组派的陶希圣,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了《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并于这年的年底由上海的新生命书局结集为《
5、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出版。继此之后,陶希圣又撰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然而当这些著作热销于世,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并引起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同时,[7]也暴露出与其他论战文章同样的学术缺陷,即对中国客观历史的具体研究不够,存有明显的“用社会历史方法解释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痕迹,[1](P112)以及空洞的教条主义局限。对此,稍后的陶希圣也有所意识,因此当论战逐渐白热化的时候,陶希圣本人发表的文章并不多,在《读书杂志》编辑的四辑、百多万言的论战专号中,仅仅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式过程发达的新估定》和《汉儒的僵尸出祟》两篇短文。在修正地阐
6、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体现了陶希圣这时思想转向的迹象。而恰在此时,政局的变动以及陶希圣本人的政治境况,为他提供了以学者的身份,从学术角度考量中国社会形态发展问题的条件,也为《食货》的创办提供了条件。1927年“分共”后的国民党,虽然很快就形成了“宁、汉合流”的局面,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始终激烈,其中陶希圣所属的汪精卫系的“改组派”,因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极右政治,在政治上明显处于劣势,其中一些反蒋活动甚至遭到镇压。当时的政治情势也影响到了陶希圣。其时,陶希圣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撰述的《五权宪法》一书,在“送到
7、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时,竟被批驳,不许出版”,与此同时,上海市国民党部也向当时的中央党部检举陶希圣,“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的“言论种种非法及违纪之处”。[1](P122)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场上的失意,迫使原本满怀用世之政治情结的陶希圣不得不改变人生之路,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了讲学与著述,先后辗转于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及上海法学院等学校讲授中国历史,同时开始潜心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史学[8]。学术著述方面,这时陶希圣除翻译出版了奥本海(FranzOppenheimer)的《国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各国经济史》等著作
8、外,还撰写了《辩士与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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