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滥杀心理及其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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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元璋的滥杀心理及其影响初探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皇帝之一。倘若以杀人手法之多样、之残酷论，即使把朱元璋放到夏桀、商纣、三国吴末帝孙皓、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等以暴虐闻名千古的暴君行列，似也不能算是过份。不过，由于朱元璋不是亡国之君，而是一个持续了276年的大帝国的创建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性格的暴虐给世人造成的不良印象。在“光环效应”的作用下，朱元璋的许多杀戮行为还被赋予合理化解释。笔者认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确是朱元璋滥杀的重要原因，但也应看到，同样的矛盾和斗争在不同的政治人物身上会激发

2、出不同的行为方式。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个性差异所致，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本文拟就朱元璋的滥杀心理进行初步分析。不妥之处，尚祈教正。一朱元璋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是极其强烈的攻击冲动。正如清人赵翼所说，“雄猜好杀，本其天性”[1]。按照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见解，人的个性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本我，是指人的各种本能冲动，具体说来，可以区分为性本能（弗氏的“性”这一术语泛指所有身体上的愉快，故性本能可称为Eros，即食色本能）和攻击本能。据此，每个人生来都具有一种攻击

3、内驱力。随着自我在本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本我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现实原则遂超越享乐原则对个体行为起着主导作用，在有社会所容许的目标之前，本我不得不推迟力能的发泄。不过，自我虽然处于个性的核心，但它来源于本我，正像我们在朱元璋身上的看到的那样，自我对本我的控制并不总是有效的。弗洛伊德曾比喻说，本我像匹马，自我犹如骑手，通常骑手控制着马行进的方向，但也有马支配骑手的时候。据精神分析学派称，人的性格与其早期经验、特别是个体最初5年的生活经验有关。如果个体发育的各个特殊阶段的需要未能获得适当的满足或得到过分的满足，或者心理受到较强的创伤与挫

4、折，都会导致性格异常发展。对于朱元璋婴幼儿时期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出生后患肚胀几乎死去，小时候一直疾病不断[2]，这恐怕对他性格的正常发育会造成一些创伤。而且他家境赤贫，家里常常“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3]，大人们总是为生计忙碌，儿童应得到的一些正常需要也未必能够满足。不论婴幼儿时期的经验对朱元璋性格发育有何影响，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少年时代，朱元璋就体现出外向型攻击性格。一次，他和伙伴们到野外放牛，大家肚子饿了，只能在嘴上说些好吃的自我安慰，朱元璋却打起小牛犊的主意，率领伙伴们将它杀死烧烤，大家分吃了[4]。对于一个10岁出头的小孩

5、来说，这是十分大胆的行动，其直接目的是要消饥解馋，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对田主欺压的间接报复。在出家以后，朱元璋的攻击冲动则有过更加明显的发泄。一天，朱元璋扫佛殿时，不留神被神座绊了一跤，他便用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顿；还有一天，他见殿上的蜡烛被老鼠咬坏，便用笔在神像背后写上“发配三千里”字样[5]。在寺院里，朱元璋身份最为低下，一切杂役都由他承担，他还常受其他人的欺负，这自然使他气愤难平。此时他无力也不敢向活人撒气，只能把神像当作欺压他人的人的替代品予以攻击。这是朱元璋性格的深刻暴露。说明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一旦他获得了权力，

6、攻击的对象自然也就会转移到活人身上。朱元璋脱下缁衣，投身戎伍之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值此干戈扰攘、群雄逐鹿之时，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国之将。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时的施虐冲动被有效控制。对朱元璋这样的攻击内驱力极强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对自己这一阶段的克己内省工夫印象颇为深刻，立国后还曾向李善长追述说：“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礼，则百事俱废，所以常自检点。”[6]朱元璋这里所说的身、心、礼，大

7、体上可以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此时他力图以自我抵制、导引本我，使之合乎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内在化的超我。由于儒士的介入，这一时期是朱元璋超我形成、发展的关键阶段。朱元璋自幼失学，民间流行的儒家世俗伦理对他当应有所影响。但儒士们阐述的治国天平上的大经大法，却是他前所未闻的。儒士们将这些大道理与得天下、安天下之道相联系，正好迎合了朱元璋此时的心理需要，因而很容易为他接受并付诸实践。儒士们向他谈得最多的，是“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7]一类的仁义之师所应遵循的原则，并视此为平定天下之根本。如朱元璋到徽州，向唐仲实等人请教说：“尔能博通古今，必谙成败

8、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回答：“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8]在得天下的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