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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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内容提要】明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三年（1524）间，以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当时“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所进行的“大礼议”之争，前后经过三个回合，最后以张璁等人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皇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关键词】大礼议/朱熹/王阳明/张璁/杨廷和/理学/心学张璁（1475～1539年）字秉用，号罗山，浙江温州人，与王阳明（即王守仁）同时代，曾任明嘉靖初年

2、辅臣、次辅、首辅。他一生除读书科举，讲学授徒外，为官前后约10年。他是嘉靖初年“大礼议”中的重要人物，在清勋戚庄田、罢中官镇守、处大同兵变、申明风纪宪纲及澄清吏治中都做出了功绩。一　大礼议之争的三个回合所谓“大礼议”之争，表面上是“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之争，而实蕴涵着皇权与阁权的政治之争，以及学术思想上正统朱（熹）学与新兴王（阳明）学之争。明武宗朱厚照无子，由内阁首辅杨廷和草拟遗诏，立武宗叔父兴献王长子朱厚＠①为帝。在礼官议兴献王主祀称号时，“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书毛澄曰：‘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ｚｈi＠②皇帝

3、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进士张璁与侍郎王瓒言，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瓒微言之，廷和恐其挠议，改瓒官南京。”（注：《杨廷和传》，《明史》卷19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36～5037页。）毛澄依照廷和之旨意，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七日率臣奏言，除举汉定陶王、宋濮王两例为据外，特引“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注：《毛澄传》，《明史》卷191，第5055页。毛澄引程颐言，是节引其意。）为理论依

4、据。接着杨廷和“偕蒋冕、毛纪奏言：‘前代入继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礼。惟宋儒程颐《濮议》（注：《濮议》即指《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河南程氏文集》卷5，《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5～518页。）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进一步肯定毛澄的论据，明确以程颐思想为“万世法”，并把有不同意见者视为“奸邪”，“当斩”，或黜为外官。是年七月观政进士张璁上疏：“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者，然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比有言者，遂谓朝议为当，恐

5、未免胶柱鼓瑟而不适于时，党同伐异而不当于理，臣固未敢以为然也。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记》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注：张璁《正典礼第一疏》，《张文忠公集类·奏疏》卷1。）张璁指出：汉哀帝、宋英宗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尝为人后。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实十六年），“臣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着为

6、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注：张璁《正典礼第一疏》，《张文忠公集·奏疏》卷1，又见《明世宗实录》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庚戌。）张璁二月前才举进士，观政礼部，既无权亦无实职。此时杨廷和不仅有迎立之功，而且在武宗死至世宗继位的空位期间，总揽朝政，革除正德弊政，为世宗所依重。若张璁如时人所说为投机，“希意干进”，就应附和杨廷和及当时大多数朝臣的意见；可是张璁不仅有违杨氏，而且直接批评程颐之见不顾父子人情，可见张璁有刚直不阿的精神。世宗得张璁疏，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注：《张璁传》，《明史》卷196，第5174页。）然廷臣大怪骇，交起攻击张璁。杨廷

7、和说：“秀才安知国家事体”（注：《赴南京留别诸友》，《张文忠公集·诗稿》卷3。），于是张璁被黜为外官。他在诗中有“独怜知己少，只见直躬难，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注：《赴南京留别诸友》，《张文忠公集·诗稿》卷3。）之叹。“大礼议”的第一个回合，以张璁失败，世宗无力、无奈而告一段落。嘉靖二年（1523年），张璁与桂萼、胡铎互相辨析大礼议。是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申大礼议：“今礼官失考典章，遏绝陛下纯孝之心，纳陛下于与为人后之非，而灭武宗之统，夺献帝之宗，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