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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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一百年前，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中古时代的写卷，其中有数量不少的以“赋”为名的作品和虽不以“赋”名篇但其实是赋体的作品。这些赋作叙述故事，语言通俗，节奏铿锵，押大体相近的韵，风格诙谐，与传统文人赋迥然不同。它的面世，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郑振铎、容肇祖、傅芸子先生分别把这类作品叫“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1]。程毅中先生写于1961年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2]，首次明确提出了“俗赋”这一概念。他说：“敦煌写卷中，除了变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叙事体的俗赋。”1963年出版的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俗赋》专

2、节，从此，“俗赋”之名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文体概念，正式确立并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敦煌俗赋问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文体，而是作为“变文”的一类，所以敦煌俗赋的主要作品，都收录在《敦煌变文集》中。而且一提起“俗赋”，人们只以为是敦煌俗赋，比如马积高先生在他的《赋史》中就说：“所谓俗赋，是指清末从敦煌石室发现的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3]这种观点，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接受。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完全一样。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评价王褒的《僮约》是西汉留下的

3、白话赋，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中还推断西汉时期民间可能已有这种叙说故事、带有韵语以使人易听易记的赋体。《神乌赋》的出土，给郑先生的说法一个铁证，也给容先生的推断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它把俗赋的历史由点拉成了一条线，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说明在文人大赋蔚为大国的同时，俗赋作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潜行于地下，偶然也冲决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现它多采多姿的风貌。对俗赋进行系统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可以充分证明赋这种文体本来就是从民间来的，它是民间故事、寓

4、言、歌谣等多种技艺相融合的产物；2、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3、早期的赋以娱乐为目的，所以诙谐调侃是它的主要风格特征。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体裁，把它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贵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赋的形式把它逐渐贵族化的同时，民间俗赋仍然发展着，并且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从而形成了赋的“雅”“俗”两条线索。由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由于“士”人整体上对“俗赋”的排斥，因此“俗赋”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着于其它文体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赋给后世的其它通俗文体以具大的影响，如戏剧、南朝以来形成的讲

5、经文、变文、唐宋话本等。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拟从敦煌俗赋入手，并参照其它俗赋的情况，推论秦汉杂赋的有关情况。当然从子孙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孙身上带有祖宗的遗传因子，从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刘勰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吧！《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数目为序，无作者姓名。关于前三类的分类标准和义例，章学诚、刘师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4]。而杂赋一类，虽著录12家233

6、篇赋作，但竟没有一篇保存下来，故学者或推测为“后世之总集”，或以为三种之外而无法归类者，悉入杂赋。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5]现在我顺着顾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赋和其它俗赋作为参照物，从若干蛛丝马迹入手作些探测。其一，《杂赋》类第一家是“客主赋十八篇”。按《文心雕龙·诠赋》篇云：“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是则设立客主是赋家的共同特点，洪迈《容斋五笔》卷7谓这种方法当因于屈原《卜居》《渔父》，是矣。《杂赋》中的“客主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述客主以首引”的文人大赋，它包括两类：一是民间故事赋，

7、二是指带有表演性质的客主论难赋。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燕子赋》等完全一样。这篇赋的写作年代，我认为是在汉成帝置“贼曹”官府至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之间[6]。它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一篇汉代民间故事赋的样板作品。东汉灵帝时，有所谓“鸿都门学生”。《后汉书·杨赐传》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他们的作品，《蔡邕传》说“熹陈方人闾里小事”，“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可见其为有故事情节的俗赋。客主论难赋，又叫对问体赋。吴纳《文章辨体序说》云：“问对体者，或设客难以着其正者也。”这

8、类作品往往先假设一个“误题”，经过争辩之后，获得“正题”。《文心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