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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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问题(一)[内容摘要]本文是对谢保成先生关于《贞观政要》成书时间意见的商讨。我认为《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在开元九年九月至十年十月之间，着手编辑的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长安元年（701），正式的编辑时间可以定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十年十月之间。谢先生认为《贞观政要》“着手编录”“大约”始于开元五年（717）；正式编录时间在开元八、九年（720、721），而“基本撰成”时间的下限在开元十三年（725）；进呈玄宗的时间在开元十七年（729）。故其意见不为我同意。　　[关键词]《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吴兢　　一关于《政要》的“着手编录”及相关问题　　谢先生在

2、《集校》中说“大约自开元五年（717）始，吴兢即着手编录《贞观政要》，初具规模，因而书前题写‘卫尉少卿兼修国史’”[4]，理由是《直斋书录解题》有《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的记载，因而要使他的解释与《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载一致。我认为，以《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而论，就应理解为《政要》成书及进呈玄宗之时吴兢正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才合事理。为什么还要说只是“初具规模”呢？可见，谢先生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认为，问题就出在谢先生对吴兢《上贞观政要>表》中“微臣以早居史职，”“（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

3、事载录，用备劝戒”、“仍以《贞观政要》为目”及《贞观政要·序》中“体制大略，咸发成规”等文句的意义没有足够的理解。既然说“早居史职”而有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之事，而吴兢入史馆的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长安元年（701）[5]，那么，将吴兢编录《政要》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岂不是晚了一点？可见，“早居史职”不能定在开元五年。值得注意者，“随事载录”一语显示“载录”时已有内容的分类，而此分类当有取鉴于《太宗政典》及《帝范》者[6]。也就是说“随事载录”之“事”即是内容分类之“类”，此“类”大有取鉴于《太宗政典》及《帝范》的可能。既

4、如此，谢先生何以要将《政要》“着手编录”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因此，谢先生说《新唐书》、《全唐文》所载的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其上奏的时间“当在开元五年或五年之后”，并以此作为“《贞观政要》一书已具雏型”的证据，在事理上是有问题的。——谢先生说：　　疏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太宗“尝谓宰相：‘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这在今本《贞观政要·求谏篇》贞观十六年、贞

5、观三年，全能找到，只是个别字稍有不同（说明一）。疏文中“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在《贞观政要》卷2也都可以得到印证（说明二）。除开《任贤篇》所叙8人外，李大亮在《纳谏篇》专有一节叙其“竭节至公”，高季辅也有一节记其“上疏陈得失”（说明三）。太宗在太子李治犯颜进谏后的一段话，“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这不也与吴兢上疏正相吻合！（说明四）疏文中征引古语“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用龙蓬（逄）、比干忠谏受害作比喻等，与

6、其书卷2“求谏”、“纳谏”两篇所记，也如出一辙（说明五）。这一切都说明，吴兢在《上玄宗皇帝纳谏疏》时，即开元五年（717）前后，《贞观政要》一书已有雏型。[7]说明一：谢先生说“疏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太宗‘尝谓宰相：“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这在今本《贞观政要·求谏篇》贞观十六年、贞观三年，全能找到，只是个别字稍有不同”。我认为，这不好说“只是个别字稍有不

7、同”。请看《政要·求谏篇》[8]贞观十六年、贞观三年的文字：“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衍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照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房玄龄等数人勖之。”“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焉。’”按：《政要》贞观十六年之文又见唐王方庆《魏郑

8、公谏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