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诏敕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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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朝诏敕制度研究　　【提要】本文从内容分类、制度演变、起草机构三个方面，对元朝的诏敕制度进行了研究。元朝的诏敕，主要包括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四大类，其中前两类最为重要。在颁发诏敕时，要使用至少两种文字，通常是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因此在起草后，还要经历一个翻译过程。有时是用汉字起草，再译为八思巴蒙古文；有时则是用蒙古文起草，再译为汉字。这使得元朝的诏敕颁发过程比前代王朝更为复杂，因而分别设立了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两所诏敕起草机构。在具体写作上，元朝的诏敕并未完全继承前代王朝的精致特色，内容趋于简单、质实。这方面的特征对以后明、清两朝有所影响，在本质上反映了君主专制强化

2、的趋势。　　作为蒙古族王朝，元朝的统治具有鲜明的蒙汉二元性特征，这已是史家熟知的事实。本文打算从诏敕制度这一侧面对此再作进一步的探讨。诏敕，指以皇帝名义颁行的命令。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王朝，皇帝发布的命令属于国家最高决策，具有神圣色彩，所谓“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1]。秦朝建立皇帝制度时，规定以“制”、“诏”作为皇帝所颁命令的专称[2]。以后诸朝又有更加复杂的一些名目划分和变化，如汉朝分为策书、制书、诏书（亦作诰）、戒书（亦作戒敕）四类，唐朝则有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七种形式。[3]元朝皇帝颁发的命令也有多种名目（详下），本文暂以诏敕作为其

3、统称。元朝版图辽阔，民族众多，而蒙古文字又具有“国书”地位，因此颁发诏敕时要使用不止一种文字（大多数情况下为蒙、汉两种文字）。这就引发出先以何种文字草拟、然后如何转译的问题，其过程颇具特色，比前代王朝更显周折。另一方面，由于元朝是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有限汉化政权，并未完全继承前代王朝诏敕的复杂分类和制度细节，在文书写作上又有简单化的趋势。以下具体论述。有关材料较为零散，难免遗漏，望读者不吝指正。一元朝诏敕的分类　　元朝的诏敕类文书内容涵盖比较广泛，有诏书、圣旨、玺书、册文、宣命、制书、敕书等多种名目。它们大致上可以归属为四类：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其中，诏书与圣旨是元朝

4、诏敕类文书中比较重要的两种形式。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的“帝制”门即由这两类文书组成。其《序录》云：　　古者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时帝王之言，或出于史臣之所修润，其来尚矣。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谨列着于篇。[4]《经世大典》全书已佚，其中“列着”的圣旨、诏书篇目和内容，今已不得其详。但幸存的《序录》却告诉我们这两类文书的最大区别：圣旨以蒙古文记录皇帝的命令，诏书则由“史臣”即翰林国史院的文士用汉文起草。萧启庆先生就其内容概括说：“圣旨多系因特定目的而颁与某一特定机构或人物（以寺院免差发者为最多），汉译文则为硬译之白话，不求典雅。汉文诏书内容所涉则多为较具普遍性的国

5、家政策或重要事件，由翰林国史院撰发，……所用汉文皆为文言。”[5]根据现在能见到的元朝圣旨（汉译文）、诏书文本来看，上述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册文、宣敕的重要性稍逊，故《经世大典序录》并未专门提及。　　（一）诏书　　唐朝“王言之制有七”，其中第二类“制书”的内容为“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赦宥降虏”[6]。元朝诏书的性质，基本上与其相似（实际上唐朝的“制书”原来就叫“诏书”，因避武则天讳而更名）。现存元朝诏书，主要见于《元史》本纪、《元文类》卷九《诏赦》、《元典章》卷一及新集《诏令》、《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卷五《诏》、卷六《诏赦》[7]。另外一些元人别集中亦偶有收录。观其内容，大体不出以

6、下范围：　　重大典礼——如建国号、皇帝即位、改元、立后、建储、接受尊号、上皇太后尊号、追尊已故皇帝皇后庙谥、加封岳镇海渎等，皆诏告天下。例多不举。　　重大赦宥——因平叛、天灾、典礼等原因举行全国普遍性的大赦，即颁发赦诏。如《元文类》九载有世祖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后的《中统元年五月赦》、武宗时因西北叛王察八儿来降而颁发的《至大三年十月赦》。《元典章》卷一载有仁宗平定“关陕之变”后于延佑四年正月颁布的《赦罪诏》。《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卷六还载有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谕中书省以下大小官吏诸色人等诏赦》、《至元二十五年赦》、成宗《大德六年赦》、仁宗《皇庆元年赦》、泰定帝《泰定二年赦》。因重大典礼颁布的赦诏，

7、实际上就与典礼诏书合一。因吐蕃僧侣做佛事而采取的临时、局部性赦宥，似乎不在颁发赦诏之列。　　重大政治兴革——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政策、措施出台（《唐六典》所谓“厘革旧政”），亦专门颁发诏书。如《元文类》收录世祖朝的《颁授时历诏》、《清冗职诏》，武宗朝的《行铜钱诏》、仁宗朝的《行科举诏》。《圣元名贤播芳续集》载有世祖朝《立国字诏》、仁宗、泰定帝两朝《遣使宣抚诏》（后者亦见马祖常《石田集》卷六），等等。　　重大征伐——如《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