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汉武帝世之儒表法里政策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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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汉武帝世之儒表法里政策考辨【内容提要】史称武帝因董生言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儒学一家独大。持此论者固已多矣。然余查检旧史，征诸史实，自觉武帝因董生言复古更化为是，若谓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则深不以为然。纵儒学于武帝后日显，因其以“术”之面貌表征于内外，难脱儒表法里之讥。此论前贤多已揭示，而前贤持论之基石，多本于思想史而言，未能与武帝世政策之实际施行相结合。本篇则志矫此弊，以温公《通鉴》为经，辅之以马、班二史为纬，庶几有一二可见教于当世方家，果此足矣！　　【关键词】汉武帝；儒表法里；儒生；酷吏一、儒术因缘而兴为世风之使然　　武帝之雄才大略，于其初即位时即已

2、表露无遗。检《汉书·武帝本纪》云（《资治通鉴》此事载之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此日期之差异于下文有关，故在此补明，可以参注（11）：　　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1]　　建元元年，武帝年方十七，初即位，即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可丞相之奏，罢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其意义之重大，无怪乎被后治史者称为“武帝即位辟头第一声，其一朝措施，即已于此露其征兆，定其准的”。[2]于此当注意者，即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

3、，皆法家纵横家者也。然世谓汉兴之七十年，承秦之弊，行修养生息之治，国力大振。《史记·平准书》述汉武帝初年情形云：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3]　　依上言，则后世史家盛称之文景之治，亦实矣。[4]然导其盛者，则首推黄老无为之影响，其时君臣，率尚黄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

4、，宫闱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郑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邱望之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柱下为工”，亦宗黄老。[5]　　然考汉初黄老之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6]若结合上述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则可知卫绾所奏罢者，其实则为黄老刑名也。（恐以包括黄老刑名为妥）此开武帝世新兴势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始也，然亦仅开大幕之一角也。其续者，则更烈更广也。检《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　　（武帝建元元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玢为太尉。上雅向儒

5、术，婴、玢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望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7]　　同书同卷又云：　　（建元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也，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阴术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玢免，申公亦以疾免归。[8]　　上引武帝建元元年、二年故事，足证武帝世新兴势

6、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激烈也。据元年条，则上文所谓武帝世新兴势力为儒家者，无须多辩。在此新兴儒者之激励下，武帝后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及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等一系列复古更化，则不难理解，而儒术之独尊，亦似乎不言自明。然若细读二年条，则知新兴儒者与黄老刑名者之冲突，危及于公卿相侯之荣辱性命，则若将此一冲突，局限于所治之思想史，殊难以服人也。据二年条所陈，赵绾请毋奏事东宫，东宫者，即汉长乐宫，太后居之，故当时为太皇窦太后所居，则赵绾所奏，与其归其于儒家之言，不若归其于政治家言耳。而其背后，则雄才大略之武帝向太皇窦太后之夺权也，此不难猜测。明乎此，则知于此冲突，儒者不过一工具

7、而，其结果，则因为武帝羽翼未丰，婴、玢下野，绾、臧自裁。若再从当事人角度观之，纵使婴、玢、绾、臧不脱儒者之志向，然于武帝而言，政治斗争与好大喜功之程度，远大于儒者之志也。然虽上位者动机之不纯，反对者力量之强大，然儒学之复兴，乃当时风气使然，无可阻挡也。[9]虽然现在复兴之儒学，已并非全为孔门之儒学，此点下文将详论之，然与现时儒学相较，毕竟“黄、老、申、韩之说，皆起战国晚世，本以治衰乱，非所以处升平……至于汉武，国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亦固其宜”。[10]因此，虽经窦后一时之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