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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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研究胡适在总结“五四”文学革命时说：文学革命有两个作战口号：第一个是要建立“活的文学”，这是胡适和陈独秀提出的；第二个是要建立“人的文学”，这是周作人提出的。如果胡适的概括不错，我们研讨“五四”作家的审美观念就不能不首先谈到胡适和周作人。以往，研究者基本认为“五四”作家的美学观念属于功利主义一派。但是综合考察“五四”时代的整体的美学氛围我们就会发现功利主义美学并不占据主导的地位。胡适、周作人等的美学观念也不像我们过去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功利主义。如胡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2、，第一条是“须言之有物”，而这“物”的含意则是指“情感”和“思想”，胡适在这里极为强调“情”，将“情”的有无看成文学和非文学的分水岭。胡适提出的其余七项主张背后其实都是由这个基本观念支撑，这里“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的“活的文学”的理念作为美学的要求也就是主个体、主感性的美学理念。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于他对人性二重性的认识（他认为人性包含灵和肉两个方面），从反封建要求出发周作人特别重视人性中“肉”的方面：我们承认人的一种生物性。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法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

3、应得完全满足。另外他所讲的“人”还是一种个人性，他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如此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有一个不一般的词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无论是胡适的“八不主义”，还是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在强调个体优先，强调感性自由，强调文学是存在的感性显露上是一致的，这带来了“五四”文学审美的感性论（情感主义）个体论（个性主义）特征。许多人看到周作人以及胡适等人的美学思想的功利性，殊不知胡适以及周作人的美学观念是从感情的个体的人的观念出发的，所谓“为人生”

4、是这一观念的一个自然的衍发，而不是相反。也正因为他们的美学思想是感性论、个体论美学，３０年代他们才会与革命文学派的功利主义美学思想发生冲突。对于这种冲突一般的解释是胡适、周作人等在“五四”落潮以后落伍了。其实这是没有真正吃透他们的美学思想，就个体论感性审美观念而言他们的美学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在这样的美学观念的主宰之下，文学自然可以是“为人生”的，但是为的是个体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生，而不是阶级的党派的群体主义。“五四”文学作为狂飙突进的文学风格的时代其内里如果没有感性论、个体论美学思想支撑是不可想像的。“五四”文学审美心

5、理方面的特征也源于此，“五四”文学的审美心理是青春性的，冲动、苦闷、彷徨、感性是它的显著特征。“五四”作家笔下的人物如狂人（鲁迅《狂人日记》）、超人（冰心《超人》）、匪徒（郭沫若《匪徒颂》、孤独者（鲁迅《孤独者》）等，“五四”作品中的意象，如星空（郭沫若《星空》）、野草（鲁迅《野草》）、茫茫夜（郁达夫《茫茫夜》）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五四”作家是感情型的，李唯建就承认他的感情过量：“思想的重载和感觉的锐敏和情绪的热烈”被他称为附在身上的三种魔鬼。“五四”作家的感情又是那么浓烈，郁达夫在《沉沦》中直接喊出了一代“五四”作

6、家的心声：“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主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那种将感情抑制在韵、调、典故里，以一种幽雅的、文静的方式写作的古典文学（韵文－文言文），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束缚，他们需要的是自由的抒情，从这一角度说，他们的用白话文就是极为自然的事，只有白话文才能适应他们表达青春气息如此浓郁情感，这种激情主义的写作要求一种自由的、没有约束的语言。从倪贻德、杨振声、冯沅君、庐隐等人的作品中我们不难体验到这种对情的宣扬和重视，对

7、人的感性生命的发现，对封建时代的理念压抑感性、群体压抑个体的反抗，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价值。“五四”作家笔下流淌出的往往是作家过量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纵情任性的写作几乎是一种时代风气，他们提倡“动”的、“反”的精神（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打破了中国古典诗歌静穆悠远的艺术境界，创造出“五四”一代凌厉峥嵘质朴狂热的艺术风格，这是“五四”文学与古典文学在审美上的质的不同。“五四”作家的自我表现不是压抑的克制的，而是如洪水漫天，春雷哮雨，似狂澜澎湃，一泄千里。“五四”作家的美学原则的心理基础是现代人的生存苦闷，而理

8、念基础则是对于感性个体生命的认同，进而其审美心理总则可以表述为“自由地表现本源的自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极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１９１６年李大钊在《新青年》２卷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