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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关键词: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一元论”因果关系/“二元论”因果关系内容提要:因果关系问题历来为侵权法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最为困扰法官与学者之问题。导致因果关系理论困扰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乃因果关系本身的客观性与侵权法的社会性的内在冲突；另一方面,学者们在因果关系理论研究中,赋予因果关系太多的使命。作者主张在坚持因果关系要件确定不法行为者功能的前提下,合理限定其负载的价值因素,舍弃“二分法”思维模式,构建新的“一元论”因果关系理论。 一、侵权法因果关系概论自己责任原则的逆命题是:任何人不对非因自己的行为所致
2、损害承担责任。[1]因此,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成为判定侵权责任成立的首要因素,特别是随着现代侵权法归责原则的多元化,过错要件作用的弱化甚至是消亡,因果关系几近成为侵权责任成立与否的绝对要件。然除新近的《欧洲侵权行为法草案》将因果关系单列为第四章分三条加以界定外,鲜有成文法典给予因果关系以定义,[2][3]足见其纷繁复杂难以合理规范,因而,对于因果关系的研究给理论界与司法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事实上,早在罗马法时期因果关系已在侵权法领域中被提出,由于当时过错要件在归责中的中心地位,加之侵权形式的相对单一,因此,因果关系问题并未引起罗
3、马法学家和裁判官重视,亦未形成系统的因果关系理论。[4]直至19世纪末期以来,由于法国法中过错推定责任的发展,才使因果关系的重要性逐渐显露。[5]当时正处于工业文明腾飞时期,经济活动剧增,相应而至的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业灾害使得因果关系日趋复杂,单一、明晰的原因与结果的对应关系已成为少数,代之而成为主流的是复数形式的因果关系: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乃至多因多果。另外,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大量公害与药害事故层出不穷,此类侵权形式中作为归责基础的因果关系本身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解释能力,其因果关系的追索异常棘手。繁杂的社会生活给因果关系带来的扑朔迷离
4、恰恰刺激了法学界对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极大热忱,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杰出的法学家投入其中,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纵观浩如烟海的因果关系理论,从大陆法系的条件说、原因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到英美法系的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双层次因果关系理论,笔者认为总体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为“一元”的因果关系理论,即将因果关系本身作为一种客观实在的联系,拒绝掺入任何价值因素,即使是作为对条件说修正的原因说仍只是在因果关系本身的范畴内,企图通过鉴别不同性质的原因来截断条件说中无休止的因果关系链；第二类为“二元”的因果关系理论,即第一
5、步考察行为在事实上是否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此一阶段中通常被认为是纯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无用武之地,第二步是在第一步的因果关系测试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再行判断是否为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因,此一阶段溶入了大量的政策因素与价值衡量。这种“二元论”的因果关系首推英美法系的“双层次”因果关系理论,即第一层级为“事实因果关系”（causa2tioninfact）,第二层级为“近因”（proximatecause）或“法律因果关系”（causationinlaw）。尽管大陆法系以其抽象的演绎与严谨的逻辑而著称,其在因果关系理论上也曾试图设计出一种一元的因果
6、关系理论,从而达到理论上的一贯性和实践操作的稳定性,然而,在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早期,由于在哲学上因果关系与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纠缠不清,使得因果关系链条无限延伸,导致侵权损害责任的范围极度扩张,加之19世纪末孔德实证哲学的兴起,最终导致大陆法系亦投入了“二元论”因果关系的怀抱,即继原因说以后的相当因果关系说。[6]我国学者近年来亦重点介绍引进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似乎“二元论”因果关系已然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与通说。然而,因果关系问题远未得以解决,其至今仍是令法官与学者最为困扰的问题,被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7]进而有学者对因果关系本身存在的意义提
7、出了质疑,认为原因仅仅是武断决定和司法政策的伪装工具而已,没有任何意义,因而,不值得为其困扰,应当作为幽灵被祛除,而不应作为概念来分析。[8]笔者认为,因果关系之所以如此困扰学者与法官,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乃因果关系本身的客观性与侵权法的社会性的内在冲突；另一方面,学者们在因果关系理论研究中,割裂了因果关系与其它责任构成要件的联系,赋予了因果关系太多的使命。二、侵权法因果关系既有理论之检讨因果关系问题首先是个哲学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到休谟对因果律的质疑,从康德哲学到现代物理学及当代非线性科学对因果性所产生的冲击,[9]都展示了哲学领
8、域里人们对因果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侵权法乃至整个法学范畴内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十七世纪是科学的世纪,被罗素称为近代的开始。[10]相应地在哲学上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