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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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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晚明文学与隆汉盛唐文学相比,不算是伟大的文学时代,不过,如果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 一“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史学界的普遍分法,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20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五四”以来,传统文学受到空
2、前冲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中国正统的文学史谱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归有光——桐城派,作猛烈的攻击(参考胡透《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傅斯年《文学革新申议》等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周作人作为“五四”文学的先驱之一,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也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参考舒芜《中国新文学史的“溯源”——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收入其《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他为新文学追宗晚明,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到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听众之一的邓恭三(广铭)作了记录,再经周氏校阅,这便成了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以下简称《源流》)。他认为,古今文艺变迁有两个时期,即集团的时期和个人的时期;两种势力,即“文以载道”与“诗言志”。集团与“载道”相对应,“个人”与“言志”相一致。“载道”与“言志”的相互消长便构成了文学发展的流程。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这样,周氏就在文学界祭
4、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其实,周氏这番见解酝酿已久,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陶庵梦忆》序(1926)中,他就表达过这样的意见,“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载《泽泻集》,收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以下除另注外,所引周氏文均出自该书)。同年,在致俞
5、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指张岱等——引者注)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81-382)。这样的文选,周氏没有编,但是他的弟子沈启无却编了一本《近代散文抄》,在周作人(1930)的序中,
6、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87-389)。这似乎可以看作《源流》的简明提要了。两年后,周氏又为《近代散文抄》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90-392)。1945年,在《关于近代散文》中,周作人详细地讲述了他形成这一套文学史观的过程。那是1922年夏,周作人经胡适之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课程: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
7、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之后加一点白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
8、假定而渐确实……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690-694)这篇文章起码有三点应引起我们注意:一、这是周氏对追宗晚明方法的最明白的表达。溯而上之,由“五四”到晚明,注重发掘明清以来非正统的文学传统。二、李卓吾自是知堂佩服的人物,但似乎周氏原先只重视其思想的异端,即反权威、疾虚妄、重情理等,《源流》未提及李氏对晚明文学的影响。周氏对李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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