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

《“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晚明文学与隆汉盛唐文学相比，不算是伟大的文学时代，不过，如果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　　一“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史学界的普遍分法，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20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五四”以来，传统

2、文学受到空前冲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中国正统的文学史谱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归有光——桐城派，作猛烈的攻击（参考胡透《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傅斯年《文学革新申议》等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周作人作为“五四”文学的先驱之一，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也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参考舒芜《中国新文学史的“溯源”——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收入其《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

3、学出版社，1993）。他为新文学追宗晚明，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到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听众之一的邓恭三（广铭）作了记录，再经周氏校阅，这便成了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以下简称《源流》）。他认为，古今文艺变迁有两个时期，即集团的时期和个人的时期；两种势力，即“文以载道”与“诗言志”。集团与“载道”相对应，“个人”与“言志”相一致。“载道”与“言志”的相互消长便构成了文学发展的流程。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

4、复兴”。这样，周氏就在文学界祭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其实，周氏这番见解酝酿已久，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陶庵梦忆》序(1926)中，他就表达过这样的意见，“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载《泽泻集》，收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以下除另注

5、外，所引周氏文均出自该书）。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指张岱等——引者注）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81-382）。这样的文选，周氏没有编，但是他的弟子沈启无却编

6、了一本《近代散文抄》，在周作人(1930)的序中，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87-389）。这似乎可以看作《源流》的简明提要了。两年后，周氏又为《近代散文抄》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90-392）。1945年，在《关于近代散文》中，周作人详细地讲述了他形成这一套文学史观的过程。那是1922年夏，周作人经胡适之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

7、系的新文学组课程：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之后加一点白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

8、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690-694）这篇文章起码有三点应引起我们注意：一、这是周氏对追宗晚明方法的最明白的表达。溯而上之，由“五四”到晚明，注重发掘明清以来非正统的文学传统。二、李卓吾自是知堂佩服的人物，但似乎周氏原先只重视其思想的异端，即反权威、疾虚妄、重情理等，《源流》未提及李氏对晚明文学的影响。周氏对李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