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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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2001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以问题来看，集中于文学接受传播史、文体研究、家族和文人群体的考察三个主要方面，在文献研究上也有不小的成果，缺陷在于文献的细读仍然做得不够。魏晋文学研究，其趋向基本与上一年相同，又有所深入：文学接受传播史备受重视；政治、思潮、家族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互动影响也愈来愈被关注；从前常遭忽略的一些小作家和文学现象，现在也逐渐被挖掘出来。王玫《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1)从接受学角度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宋代社会文化状况从读者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活动中得到反映；宋代读者更注

2、重从道德评判角度接受建安文本，对建安文学创作形态的接受具备一定的审美因素，但难与功业进取观念认同；南宋时慷慨之音得有较大回响。王晓毅《“竹林七贤”考》(2)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多译为“竹园”，与“竹林七贤”无涉。河内山阳为魏晋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确有竹林。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3)是本年度的重要论文，主要根据《闲居赋序》中“八徙官”等叙述，对潘岳早期任职问题作了考辨。张金耀的《金谷游宴人物考》(4

3、)对元康六年的金谷文人集会活动，细致爬梳了有关资料，对游宴的参与人物进行深入考证。姜剑云《“三张”父名问题新解》⑸通过对史料的考辨，认为太康诗人“三张”之父乃张牧，排除了史传中“张收”之异说。此外重要的考证性文章有：杨合林《左思杂考》⑹、袁行霈《陶诗析疑》(7)。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的影响》(8)认为陆机入洛后趋利求进的行为是受陆氏家族重立功立事传统的影响。毛庆《西晋文学：陆机、潘岳、左思三“疑案”实议》(9)对三位太康作家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陆机入洛前后的乐府诗的艺术成就相差

4、悬殊，不能一以概之。而潘岳《闲居赋》并非矫情枉饰之作，符合潘岳当时当地特定的心理。本文还认为左思诗风不是豪放，而是“疏野”。建安风骨之全面继承者是刘琨而不是左思。跃进《陆机创作之“繁”》⑽指出陆机之“繁”表现在三方面：著作之繁，文情之繁，词藻之繁，并作了简要的辨析。陶渊明研究作为长盛不衰的热点，在本年度继续涌现出大量论文，其中大多是对陶渊明的作品内涵、人格特征等作某些阐释和辨析，其中较值得注意的有张可礼的《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⑾和向彪的《晋宋易代及陶渊明晚年的心态》⑿等。徐声扬《关于陶渊明从庚子到乙巳年间的行

5、踪考》⒀通过对几首陶诗的剖析，对陶渊明这段行踪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关于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讨论，王启涛《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新证》⒁从语言词汇角度入手，分析《桃花源记》的写作风格，与同时代及前后佛典作比较；丁永忠《陶诗佛音笺释(一)》⒂则对其作品所涉及的佛教典故、术语及物事等作笺释。邓小军《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⒃则列举了陶渊明以诗文与慧远、刘遗民等进行思想交流和辩驳的事实。从陶渊明的家族身世角度审视对其创作的影响，杨合林的《陶氏家族传统的建构与传承——从陶渊明〈命子〉诗谈起》⒄认为陶渊明的家庭传统观念对其价值选择和

6、人生归依有重要影响。张映梦《陶之家世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⒅讨论了其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曹虹《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⒆介绍了韩国汉文学家对陶的接受和效法，主要通过集字做诗、以诗来表达读后感、依韵赓和等三种途径。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的有李剑峰的《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⒇。关于陶渊明研究史的整理近年较多，如钟优民《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21)、李华《20世纪陶诗风格研究重要成果概说》(22)等等。文论方面，潘世东《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23)、刘文勇《曹魏政

7、治与〈典论·论文〉》(24)从各自角度分别论述了魏晋文论所受的影响。此外还有冷卫国的《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25)。佛教与东晋文学的关系愈来愈受重视，尤其是东晋高僧慧远和当时士人的交往，有不少文章论及。曹虹在《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26)集中考察了慧远法师弟子群的游山、法集与文咏活动等情况，认为这个群体倾向于将哲理的体悟和审美的感受结合起来。齐文榜《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27)认为慧远是中国山水诗史上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从魏晋玄学角度论其与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章有高华平《“言意之辩”与魏晋文

8、学理论的新成就》(28)和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29)等。前者认为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促使当时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或本质论，这才是魏晋文学走向自觉的真正标志。后者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着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及两者的渗透和促进，重估其价值和地位。本时期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钱志熙《评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