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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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　　摘要：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和中—西语言改革的对比视角中，从传统的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转换成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现代语言建设思想，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国语教育也成为消弭地域主义，加强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工具，这种语言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　　关键词：国语；统一；民族国家；认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受外强欺凌，民族危机深重，所以众多仁人志士奋发图强，寻求各种富国强民的现代化改革方案，而清末最后二十年的切音改革运动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文字改革者们从改革语言

2、文字角度出发，创制切音字或拼音简字，以辅助认识汉字，以期教育普及，开启民智①。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境内方言林立，语言不统一，许多文化精英也认识到语言统一与否对于加强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性。目前，学界对这一“国语统一”思想的研究还只见于语言学上的探讨②，对其深层的政治文化意义仍未见从教育思想史角度的专门梳理，本文企图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作一论述。　　　　一、从“官话”到“国语”　　　　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区际共同语，全国通用的标准语，如所谓的雅言、正音和官话。就官话而言，它是明清时期汉族共同语，鲁国尧教授认为“官话

3、”一词元代尚未出现，始至明代才有文献记载，如明代谢桧（1495-1575）《四溟诗话》卷三：“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史十一》：“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张位（隆庆、万历时人）《问奇集》曾云：“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1〕(P511)官话的内涵一开始不甚明了，后来被用作北方话的统称，有的属于基础方言的次方言，甚至地方方言均可成为“某某官话”，如“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桂林官话”等等，但这是“官话”的引申用法，与基本义已有区别〔2〕(P4)。官话一词产生

4、于明代，一直沿用到20世纪40年代，但民国时期官方已改称为“国语”。　　而“国语”一词，据笔者所见，清末的文集中就已有所见了。王尔敏教授认为，“近代之所谓‘国语’，自明确表示出national之意。最早出现文字，当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王用舟，刘奇峰、张官云、世英、祥懋等六人，上书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呈文标目有谓：‘请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3〕(P328)实际上，在此前一年即1902年，吴汝纶在他的《东游丛录》里记载与伊泽修二的谈话文里已出现“国语”一词：　　（

5、吴汝纶）答：统一语言，诚哉其急，然学堂中科目已嫌其多，复增一科，其如之何？　　伊泽氏曰：宁弃它科而增国语。〔4〕(P797)　　从以上的谈话可以看出，“国语”一词于1902年已经出现了，而这个词应该是从日本那里借鉴过来的。其后国语一词就逐渐用之于世，如王照在《挽吴汝纶文》中写道：“目睹日本得力之端，在人人用其假名之国语，而顿悟各国莫不以字母传国语为普通教育至要之原。”〔5〕(P32)这一时期的“国语”和“官话”意思基本相同，但在称谓上的不同却反映了当时的语言改革和政治语境的关系。正如王尔敏教授所言，清末民初“国语”一词，启导于民族主

6、义思想，犹如“国地”、“国教”、“国民”，“国”字用意广泛是当时民族主义思想日渐扩大的表现〔3〕(P328)。“国语”一定程度上是相对于“外国语”来说的，所以在民国时期也有人把“国语”解释为“在事实上是本国多数人所懂的，在法律上是大众承认的，在作用上可作全国标准的，在实质上能够表达本国文化的，在历史上有坚固基础的，合于上述条件的事物，才可以用国，（例如国文、国法、国旗、国歌、国故……等）。”〔6〕（P4）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流露。　　而正式提出把“官话”改称为“国语”一说，始自于1910年资政员江谦的建议，他在给《质

7、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1910年）中有曰：　　“凡百创作，正名为先，官话之称，名义无当，话属于官，则农工商兵，非所宜习，非所以示普及之意，正统一之名，将来奏请颁布此项课本时，是否须改为国语读本，以定名称?”〔7〕(P117)　　“官话”一词的“官”既可作“公”解释，也可以作“官场”解释，而把官话解释成官场士大夫的交际语，即是给这种共同语赋予了一定阶级性的定位。江谦提出语言的民众化，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众多改革者希望清廷能及时推行官话简字，普及教育，打破语言的阶级之分，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的诉求。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经过

8、当时的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和及其后来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讨论和规定，民国时期的“国语”基本上有了确定的内涵（国语标准音的问题在民国前期一直争论不休，时至1932年才在国家法令上规定北京音成为国语标准音），这个定义可以引用黎锦熙先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