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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与经验的弥合——中国刑罚改革中的认识论与方法关键词:刑罚改革理性经验内容提要:我国正在经历社会转型,在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今天,如何利用好刑罚,发挥刑罚的积极效用,尽可能避免其消极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今天这样一种局面,因时因势进行刑罚改革,即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积极回应。在对我们既有刑事法制进行诊脉自疗的同时,还要积极吸取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尤其是其刑罚改革的方法论。当然,在吸取经验过程中要注意“水土不服”问题。近来关于刑罚改革的探讨,虽然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是其“燎原”之势却呼之欲出。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死刑问题、社区矫正、劳动教养等问题的热烈探讨,都可以
2、纳入到刑罚改革这一大的视野中考察。显然,刑罚改革,并非单纯地就实体法中刑罚种类、量刑制度、执行制度进行一种“形式”的改良,而是以刑罚为主轴兼顾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革新。由于刑事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和片断性使然,刑事法必然因应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都会或多或少在刑事法中看到影子。刑事法是如何运用刑罚权的法律,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集中表现为刑罚权作用范围的扩张或者收缩、局部的强化或者弱化。在社会调整的意义上,刑罚权的配置和运作是主动的,当然应当保持谦抑的品格;但是,刑罚权的配置和运作应然趋向和实际效果,则受社会观念的指导和评估。同任何法律一样,刑事法
3、的任何变化都不是自发的,而是立法者对社会现实观察后的理性选择,是社会的客观要求。如此,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即发生“社会转型”的时候,刑事法就应当作及时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集中体现在刑罚权的配置和运作上。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今天已是人所共识,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的共同奋斗。如何确保刑事法制更好地保障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稳定的基石,是一项重大的课题和任务。在刑罚改革中,如何更好地实现刑罚权的配置和运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西风东渐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就是西方法律制度的传入,并被有意识地逐步移植。然而,在制度输入的过程中,对于制度所建基的社会传统、文化
4、积淀等无形的“他者”,则没有引入的可能。物种可以移植,土壤、气候却无法引进。而培育一个新社会和改良土壤、改造气候一样困难,正如萨维尼所说:“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确定的特性,其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1]当然,任何民族的演化都会经历外来的挑战和不断的融合,从而使自有的文明在与外来的文明冲突中不断进化。虽然土壤、气候无法引进,但是物种总是可以被移植,被移植的过程会出现“南橘北枳”5的问题,不过,只要方法妥当终归会有茁壮成长的机会,甚至会得到品种的改良。法制的移植,虽然更为复杂,但是也终究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方法,而这中间首先要分析法制所据以生长的土壤。
5、我们当然可以从民族的个性或者社会的个性去寻找方案,不过,更多要考虑价值的问题。价值之于一国法制,就如土壤中的组成元素。如果土壤中的组成元素分析得比较清楚,自然对于移植物种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法制输出国与输入国社会基本价值进行透彻的分析,无疑会对法制移植创造更好的条件。在刑事法领域,无论在国民政府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大陆法系刑事法制度对我国法制近代化的影响都十分深刻。但是,这种影响基本表现在(静态的)制度层面,而在法律的实际运作层面则差强人意。其原因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如果从法律移植方面去分析,主要就是舶来的法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点水土不服,必须经过改良后才可能适应这个社会
6、。问题是,如何进行改良?我们目前的思路是:“嫁接”。这种思路并非不当,但是如何解决由此产生的功能排斥呢?对此,我们还是要回到基本问题上,就是西方法制据以存在的价值为何?而我们的社会的基本价值为何?并由此解决梳理解决“功能排斥”的路径。大陆法系刑事法学的形成和演进,无不受着欧洲大陆上空弥漫的哲学空气的影响,而以影响我国刑事法制最深的德国为甚。①这种传统,被笼统地称为理性主义(德文为Rationalismus,或翻译成唯理主义,来源于希腊文的“Ratio”)。这种传统相信超越于常人之上的智慧“,它假定每个人都是完全均等地拥有理性,并且人类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是(因此也属于)个人理性控制的
7、结果”。[2]古典自然法思想和人本主义自然法思想即是理性主义传统的系统体现。古典自然法学家要求以理性的力量支配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认为理性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人类理性展示了什么是人类的正确行为方式和终极追求。人的理性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被作为法律的基础和价值标准,突出人的理性是人类对人的尊严、人格和价值的一种本能追求的渴望。[3]在中国的历史中,虽然古代思想中也有理性思想的火花,但是在制度建设中却很少被看到。中国虽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没有人本的思想。民本,从集合的人的观念而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