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法与监察――古代吏治的两大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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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峻法与监察――古代吏治的两大抓手摘要：我国古代吏治文化中重典惩贪的治吏法律和独具特色的监察制度，是古代惩治腐败、清明吏治的两大抓手，值得我们研究借鉴，使之成为倡导廉政文化、反对腐败的思想文化资源。关键词：古代吏治；惩治腐败；严刑峻法；监察制度“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虽然中国古代官场风气常污浊腐败，但古代吏治文化中也有许多值得批判借鉴之处，其中重典惩贪的治吏法律和独具特色的监察制度，是古代惩治腐败、清明吏治的两大抓手，值得我们研究借鉴，以之为反对腐败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古代许多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运用

2、法律规范官员行为，以严刑峻法惩戒贪墨。《左传》引《夏书》说，把“昏、墨、贼，杀”称之为皋陶之刑，其中“贪以败官为墨”，即贪污腐化败坏政事，就是犯了“墨”罪，属死刑之列。《尚书・伊训》记载：商汤4“制《官刑》，儆于有位”，即惩戒百官。其中“敢有殉于货色，恒游于畋，是谓淫风”，属严惩不贷的“三风”之列。战国时代，李悝所著《法经》作为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杂律》中规定“假借不廉”和“淫侈”“受金”等内涵明晰的罪名和惩贪办法：“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将军）以下，受金则诛；金四镒（二十四两）以下罚不诛

3、也。”秦法规定了任人不善、玩忽职守和贪赃枉法等惩治官吏的罪名。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对“通钱”的惩处较之盗人财物为重。两汉时期惩治贪污贿赂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备，在处理贪污腐败案件时以监察法规为主要依据。《魏律》把各种法律中的“假借不廉”、“呵人受钱”、“使者验赂”和“受所监受财枉法”等条文集中起来，创设了《请赇律》，这是中国最早的惩治贪贿的专项法律。隋唐时，肃贪立法步入成熟阶段，《唐律疏义》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对官吏的违法、失职、贪污、擅权等行为都有惩处的规定。根据《唐律》，官吏受财要区分

4、枉法、不枉法，然后再定刑罚。如《唐律・职制》中规定：4“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流役。”宋初，严惩贪吏是在“世属杂乱，则纠以猛”的立法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广布监察之网，重法惩治贪吏，甚至法外用刑：“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脏吏最严”。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末法制松驰之弊，亲自领导制定了《大明律》和案例大全《大诰》，《大诰》实际上成为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主要内容是重典治吏。《大诰》236条中，其中惩治贪墨的就有150条之多，而

5、且比《大明律》更为苛峻。明代对贪腐惩治之严厉，为史所罕见，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就要斩首示众，剥皮实草。明清除沿袭唐律、宋律外，还增加了一些罪名，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官物、敲诈勒索以及介绍贿赂等罪，都作了明确的量刑规定。历朝采用重典惩治贪官污吏，起到了一定的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为了保证法律的实施和吏治的清明，自汉以降，都建立了单线垂直的监察体系，在防范、惩治官员腐败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已经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监察制度。秦时御史大夫

6、就负有监察、弹劾百官之责，其权力有时甚至超过丞相。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纠察朝内所有官员。东汉时御史中丞成为最高监察官，纠察朝内所有官员，同时又监察御史和后来的刺史的活动，负责指导对各级地方官的监察，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4唐代在御史台已发展成为中央有一个独立完整的监察结构，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地方则分为十道监察区，形成严密的监

7、察网。宋朝在朝廷有台谏监察系统和封驳监察系统，在地方有路的监司和帅司监察系统，还有走马承受所和通判厅，自上而下构成了严密的监察网络，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监察制度。元代政府中设有一个独立的监察系统，中央有御史台，地方则设行御史台，为适应监察需要，全国划分为二十二道，每道均设提刑按察司。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六部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清代基本沿袭明制又有所变化，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构，设左都御史二人，左副都御史四人，其下以京畿和各省为名，置十五道监察御史实行全方位的监察，并制定了我国古代

8、最完整的监察法典《钦定合规》。从汉代开始，还建立了与御史监察系统并行的谏官言谏系统，形成“监官之外有言官”的言察并举体制。宋代，台谏分职，御史掌纠察百官，肃正纲纪：“谏官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当，皆得谏正。”史上贾谊、魏征、包拯都任过言官。“从事物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用当代视角观察古代监察制度，可得到如下启迪：一是监察要独立；二是监察要全面；三是监察要网络化；四是监察者要被监察。参考文献：[1]（法）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