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民文化与社会工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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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灾民文化与社会工作介入*本文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社会学（B501）的支持张昱（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200237）因灾而致难者，我们称之为灾民。因此，每当有灾，就必有灾民。我们对灾民一词已经习以为常，问题在于，受灾群众在被标签为灾民，同时，这种标签又被受灾群众自我标签时，在他们会形成一种怎样的文化，从而改变他们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被改变了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又可以通过怎样的途径得以恢复和重建？一、灾民文化笔者曾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在都江堰某安置社区进行了近两个月的以社会重建为主题的援建工作。在与受灾群众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笔者观察到，当受灾群众被标签为灾民，并被他们自我

2、认同后，受灾群众的文化与灾难前相比较，出现了断裂现象，在一段时期内，他们在安置社区中以灾民的身份形成了特有的灾民文化。这种灾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弱势文化。也就是说，当受灾群众被标签为灾民，同时，这种标签也被受灾群众自我标签后，不仅社会把受灾群众弱势化，将他们视为弱势者，给予相应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而且受灾群众也会自我弱势化，将自己视为弱势者，寻找相应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这种弱势文化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一是受灾群众朴素情感显性化、主导化。灾难激发了受灾群众生而具有的朴素情感，在受灾群众中形成了一种比灾难前更为突显的感恩情绪、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文化。这种文化用

3、受灾群众的话来说，就是“这么大的难都过来了，还有什么过不了的。”这在地震灾难发生后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受灾群众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现象。受这种文化现象的影响，受灾群众在进入安置社区之后，大多能够相互关照和相互帮助，给予周边受灾群众力所能及的支持。二是自我弱势化。这也是地震灾难发生后在受灾群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的一种文化现象。自我弱势化的文化在受灾群众中有多种表现。首先，受灾群众自我标签为灾民，并用灾民这一概念和政府进行博弈。在需要得到政府的相关支持，或对某些事情有不满情绪时，受灾群众往往用“我们灾民怎么样”，的话语方式与政府谈判，从而发泄不满情绪，获得问题的解决。这时，灾民成

4、为一种资本，成为受灾群众获得相关利益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次，等待。这是灾难发生后，受灾群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普遍现象。笔者在5月20日进入绵阳进行社会工作介入评估时，在对四个临时安置社区的评估过程中就发现，不少受灾群众都处于或坐或躺的等待状态，即使是高层次的受灾群众也会有这种表现。笔者曾与几位受灾的教师沟通，目的是希望这些教师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缓解临时安置社区受灾群众的等待现象，但笔者还未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是提出这种现象后，他们马上就说：“我们也在等待。”6月25日，笔者进入过渡性安置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时，也发现不少群众仍然处于等待状态。再次，茫然。等待本身就是茫然的一种表现

5、，但在地震灾难发生后受灾群众表现出来的茫然还不仅仅只是等待，而且还表现为生存和生活目标缺失等方面。在对四个临时安置社区进行评估时访谈受灾群众的过程中，他们普遍地表现出“什么都没有了，不知道今后怎么办”，当问到他们今后有什么目标时，他们也普遍回答“没有目标”。等待、茫然现象的形成与受灾群众因灾难而形成的灾难映像有直接关联。灾难发生时，受灾群众都会有应急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受灾群众的惊慌、恐惧、焦虑等心理现象，而这些方面的恢复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地震破坏了受灾群众日常的生存和生活方式，5使其生存和生活都进入一种灾难状态，这种新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使其日常生存和生活目标丧失，

6、导致受灾群众的灾难认知，从而形成灾难映像。在这种情形下，受灾群众要适应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重新定位自己，寻找新的生活目标，这个过程外显为茫然和等待状态。等待、茫然现象的形成与地震灾难对社会组织的破坏也有重大关联。地震灾难不仅破坏了社会的正式组织，包括政府组织，而且破坏了社会的非正式组织，使这些组织原有的社会功能弱化。地震灾难过后，正式组织，如政府组织得到了快速恢复，在安置社区也新建了过渡性的政府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在特定时段内，其功能还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在地震灾难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安置社区的政府组织更多地是把力量用于将临时性安置社区的受灾群众安置

7、到过渡性安置社区中，并把救援物质发送给受灾群众，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错位和缺位，而是当时灾难救援的需要。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安置社区临时组建的政府组织在安置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由于组织成员来源于多个政府机构，一些管理者没有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经验，相对被破坏之前的社区组织而言，其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的专业性及功能发挥都要弱一些。社会信息沟通系统的破坏是受灾群众等待、茫然现象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这包括信息沟通渠道和沟通方式两个方面。就沟通渠道而言，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破坏本身就已经意味着社会信息沟通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