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公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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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兩條路線的鬥爭決定公投未來吳介民wjm@mx.nthu.edu.tw[深入解析「公投保衛戰」：「拯救公投」保衛戰的根本意義在於提出公投的社會改革觀。若要追求獨立、安全而團結的國家，只有致力培育具有理性批判、又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公民社會。捨此不由，「中國」將會是我們永遠的煩惱。]228守護台灣運動的盛大動員，再次標示著群眾推動政治發展的驚人力量。相較之下，上週日登場的公投電視辯論，未能直指問題核心，且顯得瑣碎失焦。自從陳水扁執意動用公投法第十七條，輿論與政界都膠著在320公投的「合法性」爭執。諸多反公投的論述

2、方式也令人擔心，公民投票作為一種公眾參與社會改革的媒介，正在步「民粹批判公式」的後塵，迅速地污名化，使得公投的進步意涵埋沒在政黨爭奪權力的煙幕中。最近幾個星期，幾篇傾向支持320公投的評論（例如黃文雄、黃武雄、林國明、顏厥安等人分別發表於新新聞週報和中國時報），不約而同提出一個重要的論點：在國際霸權壓力之下，由陳水扁主導提出的兩道公投題目，雖然一開始被認為「多此一舉」、或「屈服美國壓力」，卻可以提供公民藉此機會省思反軍備競賽、揭露軍火利益共生體、以及架構兩岸和平共存的契機。這種觀點提醒我們，公民投票運動其實

3、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也攸關著持續推動社會改革、建構公民社會的前景。公投論述的第一條路線：國家安全路線7公投論述的第一條路線，是把公投視為國家認同與國家安全議題的延伸。民進黨創黨之初，就把公民投票視為決定台灣國際地位的最終手段。這體現了後殖民地之自決以及主權在民精神，立意甚佳。然而，民進黨以及陳水扁等領導人，並未真誠地推動公投這個處理國家地位的「最終工具」，而是把它當成選舉總路線的一個手段來操作。黃武雄以及許多社運工作者在許多年前就曾經提出，兩岸政治關係的最終解決，需要透過公民投票來處理，但由於這牽涉到台灣複雜

4、族群政治與認同糾葛，應該將這個議題導入公眾參與，至少以一、二十年的時間讓社會充分討論，並且將台灣有信心面對任何公投結果的意願公諸國際社會，最後才採取投票行動。可惜這樣的洞見，未能被藍綠兩個主流政黨接受。陳水扁先是在執政之初錯失了以公投解決核四爭議的契機，而泛藍在民意壓力之下，不得不支持公投立法，甚至提出五大民生議題，最後卻主導定出基層民眾難以提案的高門檻，陳水扁則趁機引用公投法第十七條將國安公投與總統選舉捆綁在一起。這個過程顯現了兩個陣營各自的投機行為，也是目前公投運動陷入國安論述的根源。隨著選情緊繃，加上

5、守護台灣運動的風起雲湧，國安論述成為主流的爭執焦點，也使我們無意中忽略了國安路線隱藏的盲點。「國安路線」的盲點：強化兩岸社會對立首先，中國運用發展市場經濟獲得的財力投入龐大的軍備，以之威嚇台灣，在我們的社會內部造成強烈的焦慮感。飛彈威脅確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要求中共撤除飛彈，要求國際社會對其施壓，乃師出有名。然而，台灣的執政者處理這種社會焦慮的方式，是將之簡化為一種內向性的集體意志表達。許多鼓勵民心的宣傳方式，只是對內的信心喊話。320公投被當成是一勞永逸的最後一戰，似乎只要這次公投順利舉辦就等於達成「一邊一

6、國、對抗一個中國」。的確，此次公投是歷史首例，必須認真應對，也不應該讓美中等強權看輕台灣的民眾力量。但是，處理兩岸關係是何其複雜的國際問題，爭取國際地位又是何其微妙的長期動員，320只是一個開端，往後有千頭萬緒的工作需要開展。從這個角度來看，選舉語言必須與公投的意涵脫勾。7其次，國安論述將台灣國際地位的歷史難題，簡化成與中國之間的敵我兩分，有意無意地將整個中國社會與民眾妖魔化。確實，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一種新形態的中國民族主義趁勢而起。朱鎔基在2000年大選時恫嚇台灣民眾的惡形惡狀記憶猶新，我們與中國知識界

7、與民眾接觸的過程中，也常感受到一種毫無反思、直接反應式的反台獨論調。但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兩岸是否要在政治軍事的敵對之外，又加上社會的敵對？社會之間的妒恨，往往是隔閡和高傲心態所致。多年前我曾經與一位旅港的中國學者聊天，他提到：「我可以支持台獨，但是你們一些領導人瞧不起中國人的言論令人難以忍受，我們沒有你們說的那麼落後，台灣也沒有我原先想像的那麼現代。」另一位目前在北京教書的朋友，求學期間曾經在南部長老教會機構生活了幾個月，從此改變她對台灣的看法，領會到為何那麼多人有脫離中國的心願。另外一位經歷文革歷練的

8、華裔澳洲學者曾經告訴我：「在科索沃戰爭之後，中國統一台灣希望愈來愈渺茫了。但是，想到台灣從此和大陸沒有關連，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會失去一個可供援引的奧援。」這些聲音代表著中國社會的多元性正在萌芽。除了綿密的經濟交流，兩岸婚姻關係的日益增多，我們一些保守派還在嘀咕，如何將這些新生的多元力量排除在平等公民權的照顧之外，甚至視之為敵國人民。按照這個邏輯，愈來愈多的兩岸婚姻，將會造成台灣內部更嚴重的族群與國家認同的矛盾。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