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志向与妾妇心态间的张力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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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君子志向与妾妇心态间的张力与冲突　　内容提要作为庶族地主利益的代表，东林党人凭据君子人格的张扬、以“天下之公”的名义抗礼王权，希望通过将君主符号化限制其私权的肆意发挥，这对王权的整体性和天然合法性造成了伤害，东林党人意识到了这种罪责――“忠君”是道德君子必须固守的核心价值――而深怀歉疚与不安，因而不断标榜对君主的“忠心”再三提醒和确认自己的人臣本分，以期摆脱精神背叛者的道德困境并获得心理上的补偿。因此东林党人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身心透明的道德标本，他们同社会大众一样，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内心充满张力和

2、冲突。关键词东林党矛盾人格道德困境君臣关系〔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83-0926晚明东林党运动东林人士的范围并未达成共识，往往需要具体定义，本文的“东林党人”不仅仅局限于是否参与东林讲学，或被列入某个东林党人的名录，而是指以顾、高几位东林讲学人为突出性格代表的广大文官群体。是理解古代中国社会形态与秩序变更的大关节，作为一个拥有自觉意识的士大夫群体，东林党人应对时代课题的手段与方式、其自我确认的依据与标准，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无论在思想学术本身

3、之流变的研究，还是在君臣关系、士人角色之转型的考察方面，对东林党人之人格和心理的探讨都具有标本性意义，故而这个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不足之处在于，研究者普遍认为东林人的价值取向是被动形成的，高尚而不掺杂自身利益，受制于某些既定传统而难以灵活应对现实。例如，葛荃认为东林党人天生带有绝对化思维倾向，并陷入了思维定势：“绝对化思维倾向可以说是儒家文化与生俱来的一个思维特点……”，“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营造的是‘好人’‘坏人’26的思维童稚状态”，（《论政治思维定势与东林党人的困境

4、》，《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唯恐犯错的高度戒备使东林表现出先天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的来源可理解为儒家文化养成的士人的反射性心态（《“戒惧”心态与东林党人的政治悲剧析论》，《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运用政治学与心理学原理剖析东林党人的内心，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创新。但作者把东林党人看作有问题的文化培育的残缺人格，忽视了东林党人选择如何面对世界时的主动性，也忽视了东林党人区别于其他儒家士人的特殊性。历史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进行善恶判断时，必然与现实利害相关，而无论是负罪感还是别的情感，都不会是“

5、先天”的。刘军提出古代社会中的清议传统部分地构成了东林党人“范道德性的”精神底色（《东林党议与中国古代清议传统》，《北方论丛》2009年第5期）；刘宝村则认为东林党人受传统的道德救世观念影响而把统治者的道德水平看作政治的前提（《为学、议政与救世――晚明东林党人的议政之风及其治学精神》，《江淮论坛》2004年第1期）：这两种观点都强调文化传统影响着东林党人的价值选择，但没有考虑到东林党人张扬道德或许存在着现实原因。持道德主义者更是将东林党人圣人化，认为东林党人不在乎现实利益，“有时为了理想而显得不识时务，甚至放弃

6、自己的根本利益”（葛荃：《立命与忠诚26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页）。这是由于忽视了现实利益关系中人的复杂性，没能参透东林所作所为的真实意味。有观点以为东林书院中的东林人士追求的是学术而非政治，东林书院“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樊树志：《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但在东林党人眼中，学术实为最终极的政治。或仅仅是因为东林党反对内阁的专权，便认为他们“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即降低大官僚把持的内阁权势”（李洵：《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历史

7、教学》1967年第1期），却没有看到东林党人恰有要求君主分权的倾向。上述观点的遗憾源于将宣称的当作了真实的，将表面的当作了实质的，在认识东林党人时，未加入对现实利害和人性的考量。通过对东林党人之思想与行为的深入考察，笔者发现，东林党同社会大众一样，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经常纠葛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内心充满张力和冲突：自足与歉疚、骄傲与卑屈，这些对立的因素令人惊异地统合在东林党人的“君子”人格中，使他们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知识群体。要追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深入他们的人生境遇和社会实践当中――东林党

8、人遭遇的道德困境是他们纠缠于其间的现实矛盾的反映。民间社会的利益诉求与皇帝个人私欲的冲突、士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和专制王权惯性膨胀的顶撞、以“天下之公”取代“天理之公”为标志的君臣关系的转变等等，这些现实因素的相激相荡将以传统教养为立命之基的东林党人推向了无所适从的两难之境。一、东林党人的双重人格之表现一方面，东林党人多以弘扬道义、不屈权贵的君子形象面世，在君权的威压下，他们坚持以道德为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