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的三个理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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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簡體原錄：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2594环境伦理学的三个理论焦点  杨通进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所争何事?在西方环境伦理学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保护自然这一伦理义务的最终根据或基础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回答是：对他人的伦理义务。那么，为什么人只对人负有伦理义务呢?答曰：人是惟一的目的存在物。到目前为止，康德的这一论证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的理论基石。由于担心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这种环境伦理不足以约束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许多学者试图另辟蹊

2、径，为人们提供一种更具“刚性”的伦理原则，用于指导人们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者所持的理论立场不同，他们所提供的伦理“路径”也各不相同。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包括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都给出了各具特色的答案。简单地说，他们的大意是试图扩展伦理关怀的范围，用一种伦理原则(而非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来调节人与动物、人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以及人与地球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想强调指出的是，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学者在谈论人对动物、植物或生态系统的义务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忘记甚或否认人对人的义务；他们

3、是把人对人的义务(即人际义务)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的，而把人对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的伦理义务(即种际义务)当作一种新型的义务向人们提出来。他们用大树的年轮来比喻人们对家人、朋友、民族、他人以及各种非人类存在物的义务，认为这些不同的“义务年轮”处于不同的层面，调节着不同的伦理关系。当然，环境伦理义务的这种理解也会有一些缺陷。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把人对自然的义务与人对人的义务割裂开来了，好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调整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无关似的；而在现实中，环境的破坏往往是由被扭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的。此外，由于承认人同时负有人际伦理义务和种际伦理义务，

4、因而，当这两种义务发生冲突时，如何权衡这两种义务的轻重先后，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者一般都承认，在现实中，当人的生存与其他存在物的生存不可兼得时，或当人的基本需要与其他生命的基本需要发生冲突时，人的生存或基本需要具有优先性。但如果我们不承认人的价值的优越性，就很难为这一选择提供辩护；而如果承认人的价值的优先性，又很难与人类中心主义划清界限。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原则与它的现实选择之间往往存在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西方的许多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批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我国大多数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在思考环境伦理问题时与此不同，

5、他们主要以这样一个问题为出发点：保护环境是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这与其说是一个纯正的环境伦理问题，不如说更像一个理论陷阱。因为这一问题本身就限定了，我们只能选择肯定性的回答。而在许多学者看来，只要我们选择了肯定性的回答，就是接受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就是证明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不可接受性。［1］然而，伦理学并不习惯于以“对××有利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把“利益”当作“道德”的标准。而在伦理学中，“利益”本身的合理性是要用道德来加以确定的。“把一个其本身的合理性都是要由道德来确定的东西(利益)当作道德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一种循环

6、论证。”［2］即使我们承认，人的利益是保护环境这一伦理义务的基础，问题的解决也并没有因此而画上句号。我们还得进一步追问：为了人的什么样的利益?回答是“合理的利益”。可是，什么样的利益才是合理的利益?在不同的价值系统中，一种利益是否合理的标准是大不相同的。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顿曾把人的偏好区分为感性偏好和理性偏好，认为那种主张人的所有感性偏好都应得到满足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合理的，只有那种主张满足人的理性偏好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才是合理的。而理性偏好之所以合理，乃在于它能够得到某种合理的世界观的证明。［3］但诺顿并没有能够告诉我们，合理的世界观的

7、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学者想与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学者讨论的问题正是：我们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实际上，人的哪些欲望或需要是合理的，人应当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这是由人们的世界观来决定的。这样一套世界观不仅要回答“人应当做什么”的问题，还要回答“人是谁”的问题；而且，对后一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要先于前一问题。因此，“就环境伦理问题而言，人究竟对哪些存在物负有义务的问题，与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形象设定’和‘存在认同’密不可分。”［4］换言之，环境伦理学离不开某种人学本体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正是“建立在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