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的内在构成与理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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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诗学的内在构成与理论品格[摘要]童庆炳先生等人近年来倡导的“文化诗学”，是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情势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对中西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的整合与会通熔铸而成的一种文学理论形态，其命名和内涵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没有直接渊源。文化诗学已经形成一个包含观念层面（体）、范型层面（式）和实践层面（用）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其基本观念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的层深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理想与现实的体用相函。文化诗学以能够充分体现文化诗学理念的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

2、拉伯雷诗学作为其诗学范型。文化诗学的实践主要包括三个领域：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和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关键词]文化诗学；诗意；文化；观念层面；范型层面；实践层面“文化诗学”（culturalpoetics）是童庆炳先生等人近年来倡导并践行的一种文学理论形态。经由童庆炳先生及其同道者的努力，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体系构成和批评实践等有关问题，已经逐渐清晰成形，并产生了一批理论研究和文本批评的范例性成果。文化诗学因其对中西文学理论传统和文化理论传统的扬弃整合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积极应答参与的学术姿态，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

3、影响日益深广，越来越多的学人认同并参予其间。本文旨在对文化诗学的体系构成和理论品格进行一次整体描述，并谈谈笔者对文化诗学的一些体会和认识。一文化诗学之“名”:此“文化诗学”非彼“文化诗学”当我们准备谈论文化诗学时，首先面对的是这样两个问题，即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美国新历史主义创始人格林布莱特（StephenGreenblatt）所说“文化诗学”（thepoeticsofculture）是什么关系？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中国内地其他学者所说的“文化诗学”又是什么关系？彻底比较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后两种“文化诗学

4、”之间的异同需要专文论述，因此这里只能作一个初步说明。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格林布莱特所说的“文化诗学”，无论在命名上还是在理论内涵上都没有直接渊源。虽然童庆炳先生在近年来开始着力建构文化诗学，但是他对文化诗学这一思想的酝酿却久已有之。据其本人所述，早在1987年江苏扬州召开的一次全国性文学理论会议上，他即已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我们知道，虽然格林布莱特在1986年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一次名为《走向一种文化诗学》的讲演中用“文化诗学”替代了他过去使用的“新历史主义”之说，但是包括他早先的“新历史主义”及后来

5、的“文化诗学”并没有马上为中国内地学者所知晓。中国内地最早的两本汉译“新历史主义”论文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社会科学三文化诗学之“式”:文化诗学的范型层面文化诗学之“式”是相对于文化诗学之“体”而言的：“体”用以表示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和观念内涵，“式”则表示能充分体现文化诗学基本理念的具体诗学思想。相对于“体”的抽象性，“式”是具体的；相对于“体”的理想性，“式”是现实的；相对于“体”的未定性，“式”是已经得到实现的。《

6、文心雕龙》中关于“式”的思想非常丰富，刘勰频频使用“式”指称那些体现了所有文体或各类文体的理想品质的典范文章：如“禀经以制式”（《征圣》）、“熔铸经典之范”（《风骨》）、“熔式经诰”（《体性》）、“以模经为式”（《定势》）等，即是以“体有六义”的五经为所有文章之“式”。“式”具有鲜明的中介性质，是由观念到实践、由抽象到具体、由体到用的必要的中间环节。“式”也可称“范式”或“范型”，文化诗学之“式”也即文化诗学的“范型”。一种理论能否提供高质量的理论范型，是衡量这一理论是否具有现实生命力的重要根据。即以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为例，该理论创始

7、之初，曾在西方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但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后即日见式微。孟酬士（LouisA.Montrose）这样解释个中原因：“各种各样的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实践活动，并没有集结出一个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文艺复兴文本的范型，且这种范型似乎还不是可能出现和被希望出现的。”[xiii]作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孟酬士的分析是以其亲身体验为基础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稍后的文化研究则因为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理论范型，迅速发展成西方学界一种普遍的学术实践。童庆炳先生在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之始，即已为文化

8、诗学确立了理论范型。文化诗学并非白手起家或向壁虚造，而是对中外“文化诗学”历史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已有的“文化诗学”范型的理论自觉和学理延伸。对此，童庆炳先生有明确说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