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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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的统治在很多方面具有自身的特色。其中最明显并为人熟悉的，大约是其政治领域中的民族色彩，诸如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等等。但从宏观上看，特别是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元朝政治最基本的特征恐怕还不在于此。这个最基本的特征（它可能也是理解元朝政治最关键的一把钥匙），我认为是其“家天下”政治形态。本来自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之日起，就有“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喻。在这个意义上说，历朝历代都无非“家天下”政权。但如具体考察，则历朝历代“家天下”原则的实现程度和表现形式，又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之所以特别强调元朝的“家天下”特征

2、，主要是考虑到三方面的因素。其一，与此前的唐、宋王朝相比，元朝“家天下”的程度明显强化；其二，元朝的“家天下”原则主要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传统，因此其表现形式与其它朝代颇有差别；其三，元朝“家天下”政治对随后的明清两朝具有重要影响。　　三年前，我曾发表《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一文[1]，对蒙元“家天下”政治特征有所讨论，并特别将它与金朝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对比。后来相继读到周良霄、姚大力两位先生就蒙元皇权问题所作精辟论述[2]，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思路，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又产生若干后续的想法，遂成此文。凡在我前一篇文章以及周、姚二先生研究中已有详细论述的问题，尽可能从略，或从不同的

3、角度、用不同的材料进行探讨。敬待批评指正。一　　君权（秦以下也称为皇权）是中国古代“家天下”政治的核心内容。不论汉族社会，还是周边民族社会，其君主制形成之初，大都带有浓厚的家产制（或称父权家长制）色彩，君权相当于扩大到政权范围的父家长权力。秦朝建立的皇帝制度，将原始的家长制君权更加完善化，并且建立起庞大而完备的官僚机构为之服务，此后历代相沿不替。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皇权具有膨胀或自我扩展的趋向，但这一趋向之中曲折很多，绝不是直线式的。皇帝治国与家长治家相比，权力行使范围相去悬殊，工作的复杂性也远不可同日而语，会遇到很多制约因素，反而不见得能像家长在家族范围内那样为所欲为。其中最主要

4、的制约因素来自官僚机构。中国古代的官僚机构以从属并服务于皇权为首要特征，但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备、复杂化，其潜在的自主性倾向和公共服务色彩也会逐渐明显，体现出某种稳定、抗干扰的运转惯性，并趋向于将皇帝本人也包容在官僚机器之内，要求他作为机器的一部分（当然是顶端部分），按照机器运转规则（典章制度）正当地行使权力、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很难像家长处理家产一样随意宰割天下，“家天下”原则的落实程度是有限的。对于上述现象，我们在唐、宋两朝特别是宋朝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尽管当时皇权扩展的趋势并未消失。周、姚二先生对这一貌似矛盾的现象已经有所总结。周良霄一方面称唐宋时期的专制主义皇权“

5、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同时又强调这种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其“自我调整机制的完备”。姚大力则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指出，随后统一中国的元朝，却明显出现了上述自我调整机制“丧失”和张力“破坏”的现象。[3]换言之，元朝是一个皇权单方面膨胀、强化的朝代。　　讨论元朝皇权问题首先要追溯到大蒙古国汗权。蒙古建国前夕，漠北草原各部大都已出现相当显著的社会分化。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被称为“那颜”（汉译“官人”）的贵族。较大的部落集团通常都有一位最高领导者，拥有“汗”（或译为“罕”）的称号。

6、由于部落集团时常出现分化和重新组合，这些“汗”的权力并非十分稳定。但在弱肉强食的兼并过程中，唯一的至上权力观念在草原社会中已逐渐产生，即所谓“天上止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4]。随着成吉思汗对草原的统一，这种至上权力在现实中迅速发育成熟。君临漠北的唯一“大汗”成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草原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代表。汗权的产生，主要根源于统一前草原上的等级关系。　　在统一前的草原各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等级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十分严格。与氏族贵族那颜相对，受其统治的一般氏族成员称为“哈剌出”（汉译“下民”），他们与那颜之间具有共同的血缘认同

7、关系。但这种关系通常已世代久远，莫可稽考，不像那颜家族内部自有谱系。因此那颜与哈剌出虽属同族，但身份差别明显，哈剌出自视“低贱”，不敢在那颜面前陈述意见[5]。比哈剌出地位更低的是通过战争从其他氏族掠夺来的依附人口“孛斡勒”（汉译“奴婢”），他们在原则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身份世袭，世代供主人（那颜或哈剌出）役属，地位近似于家内奴隶或仆从。此外，有些那颜还拥有从属于自己的军事侍从“那可儿”（汉译“伴当”），多由招收或自动投充形成，其中主要是外氏族成员，可能也有血缘关系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