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人道其里，抒情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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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人道其里，抒情其华”20世纪以来以汉语言为核心的母语写作饱经磨难，成为追逐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修葺的对象。用白先勇先生的话说便是百年中文，内忧外患a。笔者以为，其缘由如下：首先，五四白话文运动确立的实际上是具有西方色彩的汉语表述模式，它导致了母语的陷落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状况;语言变革是文学转型最为深刻的基础，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中母语形象的颓败成为必然。其次，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成规律和发展定势是：语言革命由思想革命引发，语言变革又导致了文学观念的变更;当思想革命将语言革命当作实现途径和表达工具时，汉语言文字被人为地拆解成

2、书面语和日常口语、旧(白话)与新(白话)、雅与俗等非此即彼的选择，母语精神的流失就不可避免。其三，由拼音化运动所致，正是通过汉语拼音化运动，汉语言的功能性、操作性、规范性以及科学思维能力加强了，其原有的诸如含蓄性、模糊性、韵味性、意象性等诗学本色变得不可辨认，文学的母语思维智慧和创造能力在不断的弱化中被消解。其四，缘于20世纪后半期以来学校教育和国民素质培育中的英语中心主义，在英语中心主义的冲击下，汉语言母语的尊严和地位不断遭受质疑，母语文化的危机鲜明而深刻地表征了中国文化的困境。在此，有理由关注德国学者顾彬的言说。顾彬曾针对中国

3、文学的批评以及引起的国内文坛的反响和震荡，由此而出现的批评和争议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客观地说，认定中国当下文学陷入危机是言过其实，但却不排除中国当下文学已呈现出生存性困境，也就是说，当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时，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文学难以保存汉语言母语的创造精神和文化魅力。故而，重申母语文化精神和母语写作意识对文学的不可或缺性，是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不难发现，五四文学运动以来具有原创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对汉语言的现代性知识元素的汲取中仍然深深

4、地浸润着母语精神和传统文化血脉。尽管五四时期鲁迅也对中国的文字乃至语言有过批评，但是许多人都觉得把鲁迅置于一般的现代作家中总是不太妥当。原因就在于鲁迅的全部写作对汉语传统巨大的依附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表达出的一般现代作家无法传达的汉语言母语意识，他的作品所体现出的母语文化根底之深厚，足以让大多数现当代作家叹为观止。反之，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郭沫若顺口溜式的白话诗、杨朔散文呈现的杨朔模式，其面临的表层问题是文学语言的不够，深层问题却是话语方式的改变，亦即母语语感、母语思维的缺失。1990年郑敏的论文《一场关系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的讨论

5、：如何评价汉语及汉字的价值》c，以及她其后的系列论文引致的论辩则是对重构母语文学的一次切磋和探究。准确地说，在郑敏试图重铸母语文学的努力中，虽包容和翻新了有关汉语言文学的新知识;然而，由于重构母语知识谱系并不意味着设置一种有关中国当代汉语言文学的唯一性和绝对性，所以不同知识范型的真正融合的时机显然还远没有到来。从这以后学术界对文学母语化理论层面的探讨一直延续下去，其中的理论归纳与话语阐述必然导致创作实践中朦胧的母语意识成为清楚的理念，导致群体性的创作归化与审美追求。而作家们则在因此而深化的文学母语价值层面上孜孜不倦地进行语言的实践

6、与创新，从而使文学创作不断感受到来自语言艺术的新气象和新气息，并为批评家们论述文学母语化趋势提供了随手可得的资料。以上述学术语境和问题意识来重温汪曾祺及其创作，便不难发现，作为80年代重提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的始作俑者,他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母语写作标范。笔者这里所指的母语写作，包括自觉的母语文化内涵、母语思维方式、母语诗性智慧。有理由认为，自觉的母语写作意识成为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显在标示，汪曾祺的作品把我们的审美习惯从西式的文化精神拉回到中国固有的精神秩序，拉回到仅仅属于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对人生的超时空的凝视中。汪氏曾说:使

7、用语言，譬如揉面。面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严格地说，汪曾祺母语写作的逻辑前提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这一前提下他所抟弄的语言资源大抵有：一是汉语言内部的传统语言血脉，它以内在的语言基调为汪氏写作提供一种文化意味和审美神韵;二是现代白话文源流，在汪氏的笔下这是一种白到了家然后又融化文人雅气的语言形式，在二者的张力结构中这种语言形式彰显出改造和创生现代汉语的审美魅力;三是现代中国人对于自身生存体验的当下语言把握方式，这为汪氏

8、的母语写作确立了新的、活生生的语言资源。汪曾祺曾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东西是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h汪氏所说的文化，就是他通过母语写作所透显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