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发展的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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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法发展的理论反思【关键词】：行政法效率观法治法制系统一、行政法的发展缩微　从“君权神授”、“言出法随”的时代一路走来，经历了“祛魅化”的洗礼，人类社会开始正视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人类的法律文明也逐渐开始走向全民时代。在这一进程中，统治者与民众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根溯源，统治者制定的管理民众的法律，大多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行政法。可以说，行政法史也是人类争取自然权利的历史。行政法走向理性的过程也是人的权利被逐渐认知的过程。　（一）宗教与道德的影响　基督教对西方国家法律、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国家法律、佛教对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法律的影响早为人们所熟悉。宗教倡导者抓住了人

2、的自利性这个最根本的本性，创设了来世、永生和天堂的概念和大善大美的价值观，深受人们信赖。[1]在西方，基督教在人的灵魂中植入了信仰精神和宗教情怀，为西方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宗教基础。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几乎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法的效力甚至高于世俗法。大部分人信仰上帝，信仰是一种发自人们心灵深处的神秘感情，它源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敬畏。在人的自利本性的原始动力驱动下，信仰不会轻易随着生活状况和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具有一定的超脱性。大多数情况下，对上帝、对教会法律的这种恒稳的信仰，使人们容易以一种宁静而平和的心态去接受教会传达的神圣权威。　历史上，中国人对于信

3、仰宗教的心理比较理性。在政教分离的传统中国，宗教从来都是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宗教是政治的基本工具。在夏商周时期，当时的统治者用誓审、盟、诅等仪式建立了法律形式与神意裁判的内在联系。它与西方的“神判”一样，主要是利用人们对神的敬畏心理，通过对人们心理的控制达到对其行为的约束，增强规则的约束力和司法的权威性。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蕴含了这样的理论，即重视把法律作为确保刑罚稳定性，维护公共利益使之高于私人利益甚至指导君主本人的一种措施。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3世纪法家理论所倡导的法治是君主置于法律之上的另外一种人治，法家的理论受到当时道德的局限。然而，除皇帝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4、已经体现了对人之权利认可的萌芽，皇帝本人只受到宗族法和“天意”的惩处。[2]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统治者心目中的神就是天，认为自己就是“生而贵”的天子，并自觉地以天子的名义把天意转化成俗成的道德，从而把专横的家长制运用到了法律之中，行政权与皇权基本交融在一起，行政长官既是行政首长也是法官，历朝历代加以延续。由此，从道德中抽象出来的具体的行政法律，因为道德性与民众的心理有所直接呼应，逐渐被民众接受。　（二）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干预　直到从清末戊戌变法开始，中国开始了对行政法学的研究，主要是开始引进外国的行政法理论。[3]民国时期，依靠引入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并以三民主义、五权分

5、立理念为指导，创设了本土化的中国行政法学体系。1932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应该说，此种景象，对于行政法学在中国的启蒙极其重要。　新中国时期，特别是1950年代，中国在国家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这使我国的行政法建设受到了偏向的误导，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一度陷入日丹诺夫时代。[4]当时由于受到“法律虚无主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同其他部门法一样，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受到了冷落。国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党的文件管理国家事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得到了迅速发展。1983年，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行政法概要》和第一部

6、行政法理论书籍《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对促进中国行政法学的教学研究、建立行政法教义、普及和发展行政法学有着重要意义。此后，1989年《法国行政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中国行政法学进入发展阶段，在这一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　从1983年开始，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价值取向进行了不同的定位。几种理论中，有理想型的理论、援引西方现状的理论和折中性的理论。认为古代行政法强调行政机关管理、不重视相对方权利，其理论基础是“管理论”。认为近代行政法则强调保障行政相对方权利、尽可能限制行政机关管理，其理论基础是“控权论”。而认为现代行政法在本质上是追求行政机关与相

7、对方权利义务总体平衡，其理论基础是平衡论。{1}但是，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分析看，当时的立法者最后沿袭了原苏联模式的管理论理论。可见，上世纪90年代，在探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行政法真正为国所用的是发挥其管理方面的作用。从其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立法中，行政法立法总数占到立法总数的接近一半以上，基本涵盖了管理社会和经济的主要方面。[5]　二、行政法的病灶诊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立法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行政立法出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部门立法、利益集团立法等不法现象时有发生。由于效率一词在政治领域的滥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