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国学：国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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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国学：国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自然国学：国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从20世纪末以来，国学一直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热门，且不断升温。各种活动、各种机构、各种论说和各种图书层出不穷。但是关于国学的外延界定和内涵阐释却并不清晰，尤其是自然科学在国学研究中的或缺更是令人担忧。这种缺失现象既影响了国学研究的深入和全面发展，更不利于我们对国学的整体、全面和深刻理解，不利于今天的我们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幸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已渐有清醒认识。最近，我们阅读了由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主编的《自然国学丛书》第一辑（共9本）中的几册，尤其是较认真地阅读了

2、由孙关龙、宋正海教授撰写的《中国传统本文由.L.收集整理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一书，十分高兴，不禁深思。　　孙、宋两位学者梳理了国学研究的历史。在20世纪之初，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保存和发展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提出国学一词，并身体力行地开展研究。百余年来经过了多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学传统体系研究阶段，时间自上世纪发端至30年代。以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为代表，著名研究专家则有刘师培、黄节、邓实等，而以章太炎最为突出。著作最重要的当属章氏将国学系统化的《小学略说》《经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见《国学讲

3、演录》），显然构成为一个以六艺为核心、四部为框架的传统学术体系。第二阶段为国学西学体系研究阶段，起自1923年胡适为北京大学国学门创刊的《国学季刊》所写的《发刊宣言》，终于1949年，起始时间与第一阶段略有重叠。在宣言中，胡适提出：要扩大研究范围；要用比较研究法；应该有一个系统，并提出了以现代学术分类系统替代传统分类系统。此阶段以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为代表，著名研究专家有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与北京大学国学四大家胡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著作主要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胡适的

4、《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的《新理学》系列等。第三阶段是国学缺失阶段，时间为19501978年。在这近30年中，内地学者虽有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1957）、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531965）等成果，但是那个阶段的国学基本上处于整体性缺失状态，国学传统乃至中断。在那个时代，国学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落后、愚昧、封建、反动的代名词。当然，该阶段在台湾、香港地区和美国对国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顿，代表人物有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著作主要有钱穆的《国史新论》（1953）、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牟宗三的《理

5、则学》、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等。第四阶段为国学复兴阶段，从1979年至20世纪末。1978年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也解救了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国学以生机。国学从此开始走上复兴之路，著名研究专家有季羡林、常宗豪、饶宗颐、张岱年、任继愈、朱伯昆等，主要著作有季羡林的《东方文学史》、饶宗颐的《甲骨文通检》（两集）、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任继愈《墨子与墨家》（1998）等。　　然而，在上述四个阶段的代表著作中，无论是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录》、《梁启超全集》、《胡适全集》、冯友兰的新理学系列及其他著述、钱穆的系列史学和诸子著述，还是牟宗三的《理则学》

6、和《中国哲学的物质》、《季羡林全集》、《饶宗颐全集》，它们都是人文和社会类著作，没有或缺乏自然和科技类内容。其实，国学中是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科技类内容的，决不可忽视和无视。为此，吴宓在1925年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时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大力研究人文国学（指国学中人文和社会类内容）的同时，要研究国学中的自然方面知识，如河川的变迁、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见《清华周刊》1925年第1期）。可是，前述的国学大家及众多国学研究者都没有重视吴宓的真知灼见，未能认真从事国学中自然和科技知识的研究，给20世纪的国学研究留下了

7、一块令人遗憾的空白。　　尽管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及李约瑟等外国学者，在上世纪也曾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孙、宋两位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事实的存在，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把这些研究划分为开始研究时期、建制化研究时期、学科化研究时期三个阶段。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游离于国学之外，且多数研究者自己也并不认可它是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在1999年，始由孙、宋两位学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了上述问题，提出了自然国学一词及其研究领域，并于2001

8、年发表了由刘长林起草的《自然国学宣言》（见《汉字文化》2001年第4期）。自然国学的研究由此迈出了最初的步伐：2006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