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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3
《清代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的几个问题》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清代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的几个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清代乾嘉时期史家史学批评问题的研究可谓是空白,无人问津。近年来才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写出了一些专论文章(注:请参阅叶建华:《钱大昕的史学批评》,《学术月刊》1993年2期。陈鹏鸣:《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史学史研究》1994年1期;《试论章学诚丰富多彩的文史批评方法》,《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4期;《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4期。拙作《邵晋涵史学批评述论》,《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7年2期,
2、等等。)。但是,这些学术成果大都局限于对个别史家史学批评的内容与具体方法的研究,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概括和总结。笔者在此基础之上,曾经对乾嘉时期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作了初步探讨,并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发表过意见(注:拙作《十八世纪中国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2期。)。但因篇幅所限,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能包括进去,现就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中的另外三个问题,再作探讨。一、不应“轻忽先正苦心”的批评动机在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中,历代史家围绕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
3、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清代乾嘉时期正处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乾嘉史家关于史学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批评,包含着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一)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强调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反对史学批评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法。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在历史王鸣盛的史学批评也注重求真方法,具有理性意识。他认为:“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
4、通传注,则义理自明,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要之,二者虽有不同,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注:《十七史商榷·序》。)他不但理论认识明确,而且在史学批评实践中贯彻了史贵求是原则。王鸣盛不赞成前人把《魏书》视为“秽史”,认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注:《十七史商榷》卷65《魏收魏书》。),有失公允。他还指出《唐书》对李训、郑注的“诋讥之词,安知非沿当日史官曲笔?千载而下,读史者于训、注
5、但当惜之,不当复恶之”(注:《十七史商榷》卷91《训注皆奇士》。)。又如两《唐书》作者沿袭众论,指责唐代“二王八司马事件”,王鸣盛认为:“后世恶之太甚,不加详察。《旧书》亦徇众论,然《顺宗本纪》所书一时善政甚多……而叔文之美,遂见于此,使后世读书有识者,得以为据。”(注:《十七史商榷》卷74《顺宗纪所书善政》。)如果不本着求实态度批评史书,是得不出这样公正结论的。赵翼的史学批评中也确立了“实事求是”原则。他指出:“《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
6、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注:《陔余丛考》卷4《四书别解数条》。)这样做既不掩前人之功,又能显出后人之长,非常客观。他批评元修《宋史》,即使对秦桧这种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也本着求实态度,指出《宋史》记载秦桧勾结兀术不实,而是勾结挞懒。尽管他认为“通挞懒、通兀术,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特以读书论世,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以为信谳耳”(注:《陔余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突出强调了史学批评“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升到方法论认识的高度。赵翼对待上古史书记载采取审慎阙疑的批评态度,例如认为“《
7、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学者固未便臆断矣”(注:《陔余丛考》卷16《三皇五帝》。)。这种史学批评方法无疑是相当正确的。洪亮吉和崔述在史学批评实践中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方法。洪亮吉治《左传》,参考择取前人各种议论和成果。其史学批评方法是:“以后人正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正前人之失,则庶可厘然复矣……大旨则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
8、说,虽旁征曲引,惟求申古人之旨,而己无预焉者也。”(注:《更生斋文续集》卷1《春秋左传诂序》。)这是说在史学批评中应该尊重前人思想,予以客观弘扬,而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古人。这种认识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崔述撰《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实事之传误》。)。这种不迷信前人,又不菲薄前人的做法,正是实事求是的理性方法。(二)乾嘉考史学者不仅以求实态度评价前人的史学成就,而且还用“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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