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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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周戊丁陶寺扁壶朱书符号，是1984年春季由第一代陶寺遗址考古队发现的。据原在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的高炜研究员的回忆：1984年春季，在陶寺遗址居住址第Ⅲ区的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破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笔描的笔画痕迹，扁壶残器沿断茬涂朱一周。当确认陶器上有朱书文字后，队内同仁都非常惊喜。但是经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对该坑出土陶片一一检视，又把填土全部筛过以后再也没有新的发现。（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有朱书符号的扁壶出土以后，陶寺工作队把扁壶带回北京，好长时间没有对外公开过，这是陶寺扁壶朱书符号的第一个让人迷惑之处。按照考古常规，文物出土整理后要写发掘报告的，但是陶寺遗址的几次发掘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扁壶朱书的报道。只是高天麟在1986年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做的《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残扁壶的腹壁上有毛笔朱书的字迹，其中文字清晰可辨”（《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6年）根据高炜先生的回忆，当时大家都认为扁壶正面的符号是“文”字，背面的符号不识。是因为背面符号不识而不公布发掘结果，还是谨慎过余的考古同仁要等到研究出结果才准备公布？不得而知。从中国的考古历史来看，1987年舞阳贾湖遗址（距今7500-8500年之间）出土的龟甲刻符、石陶器刻符在发掘报告中都是同其它发掘结果一起公布的，当时贾湖的甲骨除了“目”字外也是几乎不识的。（河南省文物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一期）西安半坡遗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的，出土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113个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1963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31 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是1983年公布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器上的刻画图形符号是1986年公布的。（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陶器上发现的一件器物上刻画多个符号是1990年公布的。（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画符号是1984年公布的。（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文物》1984年第11期。）那么陶寺朱书扁壶真的是一直躺在社科院的博物馆中吗？不是。1985年冬，考古学家张政烺见到了扁壶的照片、墨线图大摹本后，指出“这个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后来高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张政烺的观点：用极简练的一句话概括了距今5000年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字发展史，以及陶寺朱书文字在其间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接着1988年秋天，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张光直（1931年—200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回国考察，在北京也是通过李建文观察了扁壶上的朱书。张先生曾经推测过：“会不会是字？”若将扁壶口朝下倒置去看，“会不会是祖丁？”对于张先生的推测高炜评论说：张光直先生虽并未十分的肯定，却不失为破解那两个字符提出一条思路，从中也透露出张先生对这件扁壶性质的见解（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2002年）《考古》1992年6期刊登了考古编辑部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郑光在发言中曾提到陶寺遗址出土了“文字”，才引起了考古界对陶寺陶文的注意。但扁壶朱书符号的照片和拓片还没有向社会公布，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1999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陶寺遗址发现了早中期的古城遗址，再一次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李健民在征求了冯时的意见后在2001年1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发表了《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31 后被收入谢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620-623页）才第一次把陶寺遗址发现的扁壶朱书公布于世。从1984年发现朱书扁壶到2001年公布扁壶朱书符号内容，整整过去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我们目前所知道的除了参加发掘的考古队的高炜、高天麟、李健民和张岱海等，就是张政烺、张光直、冯时等人了，是否还有其他的专家见过朱书扁壶就不得而知了。从李健民先生公布的题目可以看出，李先生是把扁壶朱书上与甲骨文“文”字相像的符号定位为“文”字的。随后许多学者都对陶寺扁壶朱书上的符号进行了解读，对于扁壶正面的符号大多以与殷商甲骨文的“文”字特别相像而解读为“文”，笔者从第一次看到扁壶照片时就对正面的文字的解读充满了疑惑，首先是扁壶正面的朱书符号顶部不出头，而甲骨文和金文包括《说文》，“文”字都有一个短竖笔，以表示人的头部。其次是朱书符号的中间部分是空白，而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中间都有刻划的符号，符合“文”为“错划，交文”的本意，徐灏注笺为“象分理交错之形”，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释为“文即文身之文，像人正立形，胸前之各种符号即刻划之文饰也”。笔者以为朱芳圃先生的解释非常符合“文”的本意，《庄子·逍遥游》有“越人断发文身”的记载，传为越人习俗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谷梁传·哀公十三年》有“祝发文身”，范寗注“文身，刻画其身以为文也”。《礼记·王制》有“东方曰夷，被发文身，雕题交趾”，郑玄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31 。这些说明文在上古时期断发文身是一种民俗，他们用尖状石骨器在胸前刺扎图案，涂上丹青，使之成为自己身上一种永久性的纹饰。一般所刺扎的图案为常见的动物，如虎豹熊狮、鹰隼鸷鸟等，文身的出现一般认为与氏族或部落的狩猎、祭祀、图腾崇拜有关，目的无非是肖其祖先、肖其图腾或者避邪祛祟。古代文身是一般为男子，高山族、黎族的女子元喜欢文身。现代的傣族认为文身不仅可以辟邪求祥，求得祖宗的保护，而且是男性美的标志。高山族认为文身能够显示了男人的勇敢能干和女人的聪慧忍耐。基诺族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文身，死后只能做野鬼，不得超生，不能和逝去的祖先聚会。毒龙族认为不文身是软弱的表现，就会失去神的保护。在甘肃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的人面上和人身上有虎豹和鸟类的刻纹，就是上古社会文身习俗的证据。由此可见，“文”字是一个指事字，他指一个人形的胸部刺刻的纹饰，表示上古社会一种文身的习俗。全然不是有人说的是古代帝王的尊号、帝尧的美德和功业、帝王的文德、禹的名号等。下面是陶寺扁壶正面符号和甲骨文的文字的比较：（第一个是陶寺朱书扁壶正面的“文”字，第二个是乙6820反的甲骨文，第三个是申3940的甲骨文，第四个是一期京津2837的甲骨文，第五个是旂鼎“文”字，第六个是毛公鼎“文”字。）下面逐一解析对于扁壶背面的那个符号的几种见解迥异的释读：首先是罗琨先生的解读。李健民先生公布了陶寺遗址朱书扁壶不久的2001年7月，罗琨先生发表了《陶寺陶文考释》一文，（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罗先生首先“很高兴地读到李键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一文公布了有关资料，就此将对陶文的初步想法略述如下”的。罗琨先生是曾经有幸得以仔细观摩过陶寺朱书符号的，因此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31 第一，其文字与殷墟甲骨文非常相似，反映四千多年前即至迟在夏代前期，属于同一系统的文字已行用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区，就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特点而言，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二，就载有朱书文字的陶扁壶残片整体看，很可能不是古代文字零星的遗留，而代表了一份完整的“文献”。”罗琨先生的观点是陶寺朱书符号首先是文字，而且与甲骨文同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同一系统的文字，而且是一份完整“文献”的代表。并且断言“陶片上有两个朱书文字，当读为‘易文’，早有学者指出“文”字与甲骨金文相同，而“昜”字也和甲骨金文的写法很相近”。罗先生以《说文》为起点引经据典，通过复杂的字形分析和晦涩的字义考察，考证出扁壶背面的朱书符号为“易”，认为：“‘易’本义为云开日现，引申为飞扬、发扬、成长的意思，当即阴阳之‘阳’的初文。”然后根据甲骨刻辞说“文”在晚商时期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也常见“文考”、“文祖”、“文武”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肯定了“文”在殷商时期的字义之后，罗先生结合扁壶残器周边涂朱砂一圈认为“颇似卜卦的界划，预示这是一篇完整的全辞”，并联系《尚书·尧典》开篇对帝尧的赞颂：若曰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结合载有朱书文字的陶扁壶残片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分布地域正在陶唐氏故地，，以说明扁壶朱书二字是对尧的功绩的记录和歌颂，即尧的最大功绩可以被概括为“明文”二字，而陶文“易文”亦即“明文”。表明帝尧的盛德高光。尽管罗先生引经据典费尽万千力气的要证明朱书符号是帝尧盛德高光的“文献”记录，但是陶寺扁壶背面上的符号与罗先生所列的其它字形相去较远，加上“阳”与“易”通假的勉强，还有用商周时期“文”字常用作帝王尊号来解释四千年前的陶寺文化。所以这个观点在学术界没有引起任何共鸣。但毕竟是学界第一次对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的公开解读，从此很多学者都开始根据个人的理解，从自己的角度对扁壶朱书进行解读了。2002年，为了应和李建民的文章，当年参加了发掘陶寺遗址的高炜先生发表了31 《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回忆了在遗址发现扁壶朱书的过程并对扁壶朱书进行了简单的辩读：“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的“文”字。因与甲骨文同字的形体、结构十分相像，做过考察的多位古文字学家尚无提出异议者。”但是对于扁壶背面的图形究竟是不是文字或是什么特殊意义的符号。专家就很难达成共识了。（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2002年）200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冯时研究员冯时先生在《“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三期）中解释扁壶朱书符号为“文邑”二字。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为“夏邑”。冯先生的根据第一个是从字形上来认定“邑”字，通过和金文的材料比较，金文有的“邑”字跟朱书扁壶上的“邑”写法几乎一样，所以认定为“邑”。第二点是从文献上找到了最早的“文邑”书证，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文邑”一词，刻有“文邑”的甲骨文，作者见到过两版，其中一版的“文邑”写得很清楚。认为这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书证。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把它们释成“文邑”《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2002年1月，后收入谢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620页）。从图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扁壶背面的朱书与冯时先生的“邑”的甲骨文是很难统一的，两个符号的过于牵强让释读变的苍白无力了。2003年11月28日，何驽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一文，认为罗琨先生的文章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并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也就是说何驽尽管肯定了罗琨释读的探讨是有益的，但是不同意罗琨对扁壶背面朱书的释读结论。那么何驽又是怎样释读的呢？何驽认为“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31 这里何驽释读的前提是甲骨文、金文、陶寺朱书符号是同一个文字体系，然后“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在这里笔者觉得何先生的考证方法有点蹊跷。扁壶正面的符号像甲骨文的“文”字，背面的符号像甲骨文的“尧”字，所以扁壶朱书符号就是“文尧”二字。由于四千年前陶寺文化的两个符号很像殷商晚期的甲骨文“文尧”，所以陶寺的朱书符号就应该也是“文尧”两字，进而还可以说陶寺朱书也是甲骨文了。这个推论有一点像“说一个老人长很像一个小孩，所以这位老人就一定是这个小孩的爷爷”一样，很难让人认可。何驽先入为主，通过查阅甲骨文字形把扁壶背面的朱书符号定位为“尧”字，然后依照自己规定的范框对陶符进行了定向猜想：《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据丁山先生“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兀”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何驽引用《说文》和段玉裁注解来说明尧是“高”的意思，陶唐氏是以尧为号的。当然这里肯定肯定还是沿用了历史文献来证明的，也可见何驽先生在这里是想用文献来印证考古的。即使这样也无法得出““兀”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的结论，由于这个推论的突兀勉强和来历不明，则下边的分析就很是让人难以接受了，别说是确定了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遗址，就是包括后来发掘的陶寺中晚期的280万平方米的遗址，也不能得出““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换言之在何驽眼里“尧”31 是一个象形字，是模拟了陶寺古城而由陶寺先民造出来的一个字符，事实上笔者以为是何驽先生自己造了一个“尧”字来证明陶寺遗址是帝尧古都的。把甲骨文的尧字和扁壶朱书背面的符号对比一下可知，两者之间的区别读者一看即知。（第一个是陶寺朱书扁壶背面的符号，第二个是何驽先生自己模拟的一期后下32.16的甲骨文尧字，第三个是原来的一期后下32.16的甲骨文尧字（见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第304页），第四个是《六德》简7，第五个是《容成氏》简9，第六个是衡方碑。很明显，何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解读，把一期后下32.16的甲骨文尧字故意写成与扁壶背面的符号相似的符号的。）何驽在此基础上将陶寺城址和同时期龙山时代的其它城址进行了比较，认为“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所以“陶寺遗址老Ⅲ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不过何驽对自己的结论还是保持了一种谨慎和小心：”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的话，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文尧”。可是这个“假如”与“可能”毕竟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假如”和“可能”而已。31 （这是何驽先生在自己的论文中所列的文字）谨慎而小心的何先生把陶寺扁壶朱书符号和甲骨文、金文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尧”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可能是比较直观地描绘了陶寺城址圆角方形的城圈子。到了殷墟甲骨文，“尧”字“兀”上多加一个◇(土)；至汉代“尧”字则在“兀”上发展成3个土(垚)了。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唐氏为何要以“尧”为号，因为他拥有一座当时最大的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城邑，也就不难发现文献中“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之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在这里出现了可能和上文的“假如”和“可能”一样表现的是何驽先生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严谨和科学态度，可是尧的上半部分由一个土城变为两个土城，变为三个土，难道尧的演变真如何驽所说从陶寺时代到秦汉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延续的，陶寺朱书就成了这个汉字的真正源头了。果真如此，那么陶寺遗址的重要意义可不止是目前的考古学定位了，中国汉字的研究又要呈现一种崭新的面貌并重新改写文字史了。不仅如此，下文的“陶唐氏以尧为号”更令人费解了。因为传说中帝尧的部落号陶唐氏，《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第31页）《集解》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后汉书·郡国志二》记载“31 帝尧始封于唐，后徙涿鹿，后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记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古冀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周礼·职方氏》：“河内曰冀州。）”。《蔡传》：“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帝挚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记》）”“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遂以为号。或谓之陶唐氏（《论语·泰伯》邢昺《疏》引《书传》）”可见，帝尧是北中原地区的部落盟主或部落领袖，被封于唐地，又因为出生地在陶丘（《今本竹书纪年·上卷》记“帝尧陶唐氏……有圣德，封于唐。”“八十九年，作游宫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因而他的部落才称为陶唐氏的，作为考古专家的何先生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尽管这是文献上的记载，但是何先生所引用的不也是文献记载吗？在把陶符上的两个符号确定为“文尧”以后，何驽认为扁壶朱书出土于陶寺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即已经进入了夏纪年，再说是尧的自我历史记录或者是陶寺古城的王的尊称或者陶唐氏的徽记肯定勉强的厉害，就设想为““文尧”是尧的后人追忆先祖尧时的称谓，也即“先王的尊称””，并且引用了文献《尚书·尧典》里对唐尧功德的评价和马融对《尚书》的注解“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还有《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来说明尧的尊号为“文”。用文献来证明“文”就是尧，并且以“文尧”来称传说中的帝尧。其实文献对尧的赞颂何止是《尚书》一部文献，浩如烟海的秦汉时期记载尧的事迹和功德的文献几乎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例证，但是在历代文献中是找不出来用“文尧”来称尧的任何例证的。接着何驽先生引用了《尚书·虞夏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来说明尧的尊号为“文”，这里的解释也有问题。“文祖”是尧太祖的宗庙，（见《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全句意为正月的一个吉日，舜在尧的太庙接受了禅让的帝位。这里丝毫看不出“文祖”是尧的尊号的意思。在《史记·五帝本纪一》有“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大祖即太祖，尧大祖即尧的祖宗的祭祀之所。如果说是尧的宗庙就与《史记》的后文“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不相符了。舜只是在尧的祖庙接受了尧的禅让，此时尧还活着，如果说是尧的庙号岂不是说尧已经死了？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中引郑玄“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犹周之名堂。”31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有“五府，五帝之庙。……皆祀五帝之所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有“舜受尧终帝之事于文祖也。唐虞谓之天府，夏谓之世室，殷谓之重屋，周谓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谓之文祖。”可见文祖绝不是尧的尊号，而是祭祀尧的太祖的宗庙而已。即使再退一步，五帝是包括帝尧的，那文祖所指的五府，即祭祀五帝的太庙，也是五帝的庙号或所谓的尊号，而绝不是尧的尊号的。将扁壶上是朱书解读为“文尧”后，何驽先生兴致勃勃的称自己的释读为“破译”并借罗琨对扁壶破茬周匝涂朱的推测：沿残边涂朱一周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进而“认为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这里先把罗琨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夸大臆测放下不说，只说唐尧后人对自己祖先丰功伟绩的追述。对于陶寺遗址是不是帝尧的都城在目前只是考古学家的一个推测，考古证据远远还不能确切的说明这一点。何驽先生究竟是先把陶寺遗址作为传说中帝尧的都城后才释读扁壶背面的符号为“尧”的，还是先将陶符成功释读为“尧”后才确定陶寺遗址为帝尧都城的？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退一步讲，即使“文尧”两个字真如何先生释读的那样是对帝尧的尊称和追忆，那么根据高炜的回忆这件扁壶是在陶寺晚期的一个废弃的灰坑里发现的，何驽也说是尧的后人自己扔进垃圾坑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扁壶上的朱书既然是祖宗的庙号尊称，如同后世的神祗牌位，不管是上古时代还是三代时期或者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对于祖宗的虔诚敬仰和庄严祭祀是最为恭谨和肃穆的，可是陶寺先民却将标有祖宗尊号的扁壶给弃置到垃圾坑里，可信吗？不用担心，且听何先生的解释：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已不再作为都邑，原城址内包括宫殿区以及原城垣外的周边地带，均被社会下层的普通居民所占据。……如果陶寺晚期H3403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也应在这赤贫的行列。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31 “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伟业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被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H3403。何先生在这里又一次使用了“如果”，这个假设关联词给作者留下了很大的周旋余地。如果是文尧后人对祖先的追颂，那么这个史诗性的歌唱脚本就是帝尧都城在陶寺的铁证，如果不是，那么就等待野外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也未曾不可。从“如果”的假设可以看出何驽先生对自己的解读也并没有充满绝对的信心，而只是自己一时的一己之见而已。还有一点想再说一下，何先生说“文尧”后人受知识水平、经济实力和社会等级等方面的限制，才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书写了“文尧”两个核心字。试想所谓的“文尧”后人如果说政治实力已经消失殆尽的话很有可能，经济实力不如祖宗时代也可以理解，但是知识水平呢？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在发展中前进的，文明是从最初的蛮荒一步步的进化进而走向文明的，陶寺也不例外。陶寺文化从早期到晚期经历了大约500年左右，陶寺先民的知识水平是随着陶寺的繁荣和文明而提高了，还是受到了限制远不如自己是祖先了？用普通的残破扁壶书写符号不仅不是知识水平不高的证见，而是陶寺先民在陶寺文化晚期文明进步的最有力的证据。因为陶寺遗址早期和中期并没有朱书符号发现。我们强调陶寺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扁壶朱书符号，即考古界和文字学家普遍认可的“汉字的雏形”、“中国汉字的起源”和中华上古文明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一。可见何先生的“受知识水平的限制”一语实在是对文尧后人轻视小觑的臆测猜想，很难让人信服。之所以要对何驽的解读如此认真的分析，是因为何先生的观点不仅自己在很多的场合反复的强调，而且在考古学界也出现了很多的应和者。2007年12月15日至17日，在山西省临汾市举行的“首届中国·临汾尧文化高层论坛”上，何驽再次在公开场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陶寺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完全具备城墙、宫殿、王陵、观象台和祭祀建筑等各要素的先秦城址。陶寺文化高度发达的程度、陶寺城址都城的性质、陶寺文化社会组织的国家特质，在距今4000多年的当时历史时期是极为罕见的。陶寺观象台所表现出来的天文历法知识，与《尚书·尧典》里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记载基本吻合，更关键的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上“文尧”二字，大约可作为陶寺遗址归属的文字自证。31 在这次论坛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辉认为：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朱书陶文新材料，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反映了原始文字在书写过程中的许多背景材料。陶寺遗址陶文，反映出距今4000多年前不仅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且证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的书写工具毛笔。有了毛笔，大概这时也已经有了专职的书记官员，结合古文献记载考证，可知当时已经有记事文字的典册流传于世了。王辉先生的这个发言是在何驽的发言之后，发言中充分肯定的陶寺陶文是成熟的文字就是针对“文尧”而说的，而且比何驽有过之无不及，陶寺时代已经有了毛笔、专职书记、文字典册等，把陶寺时代想象的一点都不像是石器时代，而是青铜时代的一片昌隆文明了。参加过陶寺遗址发掘并第一次公开陶寺扁壶朱书的李建文先生在这次论坛上也表达了自己对何驽解读的认可：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被成功破译，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扁壶是陶寺遗址常见的一种汲水用的陶器，出土朱书文字扁壶属陶寺遗址晚期。经破译的扁壶朱书文字为“文”和“尧”两个字，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李建文先生强调了何驽解读的“这一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笔者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证明了李先生说的很有普遍性：首先是卫斯在一篇题为《“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的文章中“何驽先生认为H3403扁壶平直背面两个朱书字符，上为土（◇），下为兀（似‘兀’的篆体），将其隶定为‘尧’的初字。笔者认真审视了H3403扁壶背面朱书的两个字符，联系陶寺城址气势恢宏，夯土城墙板块结构‘垒土为垚’的实际情况，认为何驽先生的考证是有一定见地的。”其次是北京大学的葛英会先生在《破译帝尧名号，推进文明探源》(见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三十二期)中认为“何驽先生的见解符合该字构型的分析和判断，”并引用先秦文字的相关资料，对古‘尧’字的构字方式、形体演变提出申论，指出该字确是一个人字与土字相加的复合字，乃目前已知尧字最古老的一种写法，进一步阐明，尧字的本意当如《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咏，言尧是高德明行，为人仰慕的圣王。”先不说葛先生已经认同了何驽的“方城为土”31 这个有争议的观点，就说葛先生一不小心说出的古尧字的构字方式“是一个人字与土字相加的复合字”露出了自己论证的破绽，即扁壶背面的符号中间一横究竟是归于上边的“土”字还是归属于下边的“兀”字。要知道这一横在构字的时候要么与方城合为所谓的土，要么与下边的所谓的人合为兀做尧的下半部分，共同组合成一个复合字。现在葛先生把中间一横归属于方城合为土，把一横下边的符号独立为人，那么尧字下边只剩下一个人，而何驽反复强调的兀又到哪里去了？原先何驽先生的“方城加兀为尧”的结论怎么到这里又被反证了？其实何驽在自己的论文中是把“方城”作为“土”，一横和下边的有一点像问号的符号作为“兀”的，即“兀”上有方城，构成何驽心中向往已久的“尧”，这个圆角方形城只是后来演变成了土而已。葛教授用甲骨文的”尧”字的结构解析来应和何驽的观点，出发点是要帮助何驽，结果却帮了倒忙。2013年襄汾县(陶寺遗址所在地)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高建录和几位会员对何驽先生进行了访问。何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一个字符不仅是字，而且就是“尧”字。文尧的“尧”就是帝尧的“尧”，上面一个土，下面一个人，中间画一条杠。……就是人站在沟里，大城盖在人头上，所以划一道杠来指事，就是说城在你的头顶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在黄土原上用夯土版筑的一个大城，这个就叫尧。……这个尧字是很特殊的，只限陶寺，是一个名号。……陶寺就是尧，就相当于甲骨文证明安阳殷墟是商王朝一样。”一直坚持己见的何先生在最后还是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关于这个尧字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大家是有争议的。”（《陶寺遗址：考古十年收获与未解之谜访谈------考古研究员何驽》，《襄汾文史》2013年第一期）足以说明何驽尽管还在坚持自己的原先释读，但是这样的解读连他本人都是不很踏实的。何驽先生的解读还在陶寺所在的襄汾县和临汾市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临汾日报和临汾机关网都赞同何驽的观点，襄汾的官方也用了何驽的观点。2015年的“山西·临汾帝尧古都文化旅游节”期间，笔者到陶寺遗址去参观，在古观象台遗址旁边建起一座陶寺遗址出土文物展览馆，在展览馆的外边大门两侧就拓印了的两个两米五见方的扁壶朱书符号。在展示图上翻拍了扁壶并在下边赫然写着“文尧硃书扁壶”，让每一个来陶寺遗址参观考察的人不得不认同何先生的观点，那两个符号就是“文尧”，陶寺遗址就是上古帝尧的都城，不相信不行。31 （这是陶寺遗址观象台一侧的文物宣传牌局部）事实上何驽的观点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对于陶寺扁壶朱书是不是文字，陶寺遗址能否认定为“尧舜之都”的问题，许多学者对何驽的释读提出了质疑。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何驽博士的学兄）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结论。”赵辉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至于陶寺遗址，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规模、内容等看，是个都城等级的遗址没有问题，但能否将它坐实为“尧舜之都”，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还为时尚早。具体到陶寺朱书符号，赵辉认为“甲骨文被发现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准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但在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31 这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对待历史传说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强调的是考古的终极目的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华文明的特点，而不仅仅是用考古去印证古史传说。赵先生不仅对陶寺遗址是不是尧舜之都持谨慎的态度，而且对扁壶朱书是不是文字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先生曾经说过：陶寺是尧舜之都的后面还要加个问号。传说中黄帝到尧舜的时代，大致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时代。但并不能因此把传说都坐实到考古成果中去。谈到扁壶朱书，朱乃诚说：把这个在学界争论已久的所谓的“字符”向公众展示，就是希望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让更多对古文字感兴趣的人一起来破解这个谜团。高炜先生至今也还坚持己见：陶寺毛笔朱书说明当时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在发现毛笔朱书文字之前，人们只知道早于甲骨文的文字雏形，是那些象形符号。陶寺毛笔朱书文字的出现，填补了两者之间的一段空白。对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鼓起一面的字符虽然已经确认是“文”字。但还是承认“另一面的奇怪字符至今仍争论不休，甚至究竟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都没法确认。关于陶寺毛笔朱书，可能会一直争论下去，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结果。但毛笔朱书本身的价值不会磨灭。”何驽后来也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这对于每一个考古人来说都是自己今生所不能够完成的，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何努还是谨慎的坚守的自己的判断：“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这两段话反应是陶寺遗址考古人对自己的考古成果的钟情，对自己考古结论的执着坚守，当然还有对陶寺遗址潜存有更多历史信息的无限信心。对何驽的观点持反对态度的还有王连成和魏文成两位先生。　王连成在《陶寺扁壶朱书文字训诂辨正》中先介绍了陶寺扁壶朱书从公布到专家的解读的情况，进而用了很大的篇幅复述了何驽的观点，以及何驽观点被一些专家认可的情况，然后“认为何先生对“尧”字的字形分析有问题：《说文·垚部》：“尧，高也。从垚在兀上。”这是许慎就篆文“尧”所作的解读，根本不符合甲骨文“尧”字的实际情况”。“其次，甲骨文“土”字并非是一个简单的“◇”31 形，其下部是应该有一横用来表示地面的。当这两个基本条件不符合的时候，可以说，何先生的论证基础已经偏离了正确轨道。”最后非常绝然的说“何驽先生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分析了何驽的错误解读后王连成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定H3403扁壶此前未被释读的文字为“易”和“尧”的观点，此字为“是”无疑。至于扁壶残破处的缺字，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就是“命”字。”2007年6月，王连成在《陶寺扁壶“是”字的文字学补证》中从扁壶文字的特征和文献关联的角度论证了扁壶上的字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文[命]是（氏）。其中的“命”因为处于破损区域而剩部分轮廓。王连成认为:扁壶本身并不能说明陶寺就是尧舜之都，考古证据只是显示了陶寺作为都城曾经经过一个快速发展期，经过帝位交替到损毁消亡。说明陶寺并非仅是帝尧都城，而可能还是禹上下几代帝位的都城。禹谥号“文命氏”既是证明。也就是说王先生是用文献中禹的谥号为“文命氏”来推测扁壶朱书应是三个字的，“命”字看不到是因为扁壶已经破损。笔者同意王连成先生对何驽先生的质疑和反驳，但是对于王先生把扁壶背面的符号释读为“是”是不赞同的，王先生这个推理的主观性比何驽先生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证，只是仍然以甲骨文为比较对象进行定位的，草率的认为这个符号有些像后世“是”字的草写体就轻易的下了结论，这本身就站不住脚，因为在陶寺所处的龙山文化晚期是不存在什么草写体的。这样扁壶朱书就既不是“是文”也不是“文是”，更不是“氏”字的通假字“是”了。王先生还通过文献证明陶寺遗址可能是禹上下几代帝位的都城。要知道按古史传说的顺序，禹的前边是尧舜，禹的后边是启与太康仲康，好像中国传说中的帝王都聚集在陶寺遗址一样，而大量考古证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具有都城规模的何止陶寺一处，传说中的尧舜禹的遗迹在中国好多地方都有。一个扁壶朱书，一些有争议的文献是远远不能够证明陶寺遗址是五帝都城的观点的。况且解读背面朱书符号为“是”已经十万分的勉强了，再用通假释读为“氏”就愈发的捉襟见肘了。此外，根据扁壶前鼓后平，残破周边涂朱，文字书写位置相互对称的特点来看，无疑就是两个字，而没有三个字的可能。“文命氏”就只能是作者自己主观臆断的想当然了。31 以上是王连成先生的释读，下边再说说魏文成先生的释读，需要说明的是魏文成先生的释读不仅仅是对何驽先生一个人的，而是通过自己发明的反切拼音的文字理论对专家的破解（易、邑、尧、是）逐一提出质疑：（魏文成：《陶寺陶文的发现与被质疑的专家破解》2005年尧文化网）在分析冯时的释读时魏文成先生认为扁壶背面朱书符号“其实是与“邑”还是不同的，因为“邑”的古文字形虽然与朱书形似，但二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其表音表调差别更大，故非“邑”字。因为，上古时代不会有人专门在装水的扁陶壶的正面背面上，书写一个地名，以证明其产地的，顶天在其底部写上产地。故此，所谓的“文邑”地名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在分析罗琨先生的释读时说“显然罗琨先生是根据“昜”的古字形作出的猜测。”从“昜”字的古字形的表音表调可知，“昜”字越古老的字形表音越明显，后世字形表音在逐步退化。因而，虽然朱书符号与“昜”形近，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故非昜字。既不是“文昜”，也不是，“昜文”，更不会与“阴文”相对应的。在分析何驽的观点时魏文成先生说：虽然背面朱书符号与“尧”有点形近的部份，但还是有极大区别的，尤其是表音表调更是差别极大，故非“尧”字。既不是“尧文”也不是“文尧”。因为，要作为陶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唐尧，不会处于陶寺晚期接近夏朝的时期，也不会将自己的名字书写在装水的扁陶壶上，挂在自己的腰间奔波的。同时，唐尧还没有被称为“文尧”的历史记录以及与“文尧”同音的名称的记录。因此，也是不成立的。在分析王连成的解读时魏文成先生认为：虽然背面朱符与“是”的行草书法字形形近，但“是”毕竟上面是“日”字，而朱书上面是○，而且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故非“是“字。既不是“是文”也不是“文是“。更不是“氏”字的通假字“是”,即不是王连成先生所说的：“文［命］是（氏）”。通过对几位专家的分析讨论，魏文成得出自己的结论：几位专家的破解多为主观猜测而不知华夏文字除了“字”还有“文”这个概念，忽略了华夏文字是集象形、表音、表调、表意为一体的反切拼音文字这一规律的实际应用。纯属于从象形的角度与论证的需要出发的主观认知与猜测。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这主要是他们从字形近似的角度出发的判断，其实就是猜字，这个字像什么31 字的简单判断。其次就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我认为这样就有用，我就往这方面靠，让其成为我的佐证材料。这就难免加入专家自己的主观臆测，而缺乏科学的客观论证推理，因而遭到质疑就在所难免了。”综上所述，这些专家学者的释读破译都是不可能成立。固然否定他人的释读反应了作者的独特视角和非凡见解，但是魏文成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论证了别人的误读，却又陷入了自设的藩篱。作者站在历史文化和科学考古的高度振振有词的发表了自己的宣言：这个字的读音不解决，将会关系到一个更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的问题，以及这个历史人物所从事的一系列历史活动，及其历史记载的可考性与可靠性真实性的问题的解决。乃至整个陶寺文化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定性的问题。因此，笔者当仁不让的来解决困扰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们的这一疑难问题。“关于陶寺毛笔朱书，可能会一直争论下去，甚至会一百年也不会有结果。但是笔者可以肯定地说：到笔者这里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用不着再争论了。”其最后结论竟然是““文”字和扁壶背面的那个所谓的符号实际上就是“文命”二字，亦即治水的大禹的名称。”至此我们看到魏文成先生的解读实际上是把扁壶背面的符号解读为“命”字了。这与王连成先生的推测性释读竟然奇迹般的殊途同归了，因为其根据无非还是借助文献《尚书·虞夏书·大禹谟》“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将文德教化传播到四海，恭敬地秉承尧舜二帝的教导）来证明而已，甚至还不如王连成先生很老练的把“命”说成是扁壶破损而丢失更能为自己增加辩护的砝码。所以把扁壶背面的符号释读为“命”只是魏先生的个人一己之见，在学术界是不会有任何赞同的，至少在笔者眼里目前是没有见到的。把魏文成先生的结论先放下不说，单是魏先生的行文中就有多处笔者是不能够接受的。其一魏先生在否定高炜的关于陶寺朱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后认为“31 其实专家们也许还不太清楚，自八千年前的贾湖时代起，华夏文字就已经成熟了。而那些专家学者们所谓的“象形符号”的陶文，其实就是华夏文字已经产生的明显标志”。其实魏先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汉字产生的时间问题。其实贾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遗存，在遗址中发现有在龟甲、牛肋骨、陶器等材料上刻画的符号，其中龟甲上的刻符是目前已知同类材料中最早的。（张居中：《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骨笛》，《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在属于老观台文化的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中发现7片刻画纹陶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巴蜀书社，1994年，第82-84页，图69、70.）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距今7890-7040年（开封地区文管会：《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老官台文化也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距今8000-7000年。（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由此可见，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比老官台文化要迟200年左右，尽管在考古学上的碳14测年有上下的浮动，但是这个考古时间已经告诉我们即使刻画符号算作文字的话，那么老官台的契刻陶符和贾湖的甲骨契刻符号也几乎是同时的，只不过是作者所要说的是张居正先生的贾湖“龟甲上的刻符是目前已知同类材料中最早的”，并不是华夏文字中唯一最早的文字，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说文字是一种表音、表意、表调的综合性符号，而且文字是成系统出现的，即文字只有出现一种组合能够读出音调、表达一种明确意义时才称其为文字。新石器中期出现的单个的符号大多没有这样的功能，它们的内涵是我们后人要花费很大的心血，很长的时间来探究也未必能够说清楚的，不能一看到陶器和甲骨上有个像后世某个汉字就立即下结论，这样在学术上显的有些急迫和草率。魏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指责考古学家是主观臆测的猜字，可是自己却一头跌进又一次的猜字之中。退一步说，即使按魏先生的说法贾湖甲骨刻符是文字的话，但也绝不是成熟的文字。贾湖遗址在1983--1987年期间发掘了六次，在出土的14件甲骨和石器陶器上共发现16个刻画符号，后来发掘者将其整理为三类：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类；符号类；数字类（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1999年2月）。其中只有两片甲骨上有两个像甲骨文的符号，这两个符号尽管有一个和甲骨文的“目”31 看起来很相像，但只有一个，而且在龟甲的右下角，另外一块龟甲上的符号如同陶寺扁壶背面的符号一样，是目前无法正确释读的。魏先生非常果敢的把这样两个符号定位为成熟的文字，难免有偏狭之嫌。笔者在下边把贾湖遗址和老官台遗址出土的甲骨刻符和陶器刻符罗列在下面，读者诸君仔细看看它们是不是像魏文成先生所说的是一种像殷商甲骨文一样成熟的文字。（见附图）（左边三个是贾湖出土的龟甲符号，右边四个是老官台文化姜寨遗址出土的符号）魏文成先生还有一个笔者不能接受的观点：“华夏文字自产生之日起就已经是成熟的文字了，只是在甲骨文金文时代，达到了表音表调最清楚的时代而已。”我们知道任何新生的事物在最初都是简单的、粗疏的和实验性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发现、不断的改造、不断的完善，才有可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得住考验并被社会大众认可才会成熟得以流传的。况且华夏文字的产生究竟在什么时候，是谁确定的？甲骨文和金文时代的汉字的读音语调我们今人是如何得知的？从甲骨文到现在3600年的语音演变轨迹怎样？表音表调最清楚的证据是什么？甲骨文金文已经是最“成熟的文字”了，那么甲骨文以后的文字呢，我们现在的文字呢？还有魏文成先生在行文中总是说庙堂之上是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们这样错误，那样不清楚，好像只有他这么一个江湖之远的草民才是华夏文字的头等专家、无上权威一样。其实个人是不是专家，观点能不能成为权威结论，并不是自己说的，是让社会大众通过考证、评价和辩正而认可才算的。笔者以为魏先生这样实在是缺乏学术公正、学术尊重的的基本态度。“华夏大地上的制作彩陶的历史有多久，毛笔的历史就有多久。那些精美绝伦的距今六七千年的半坡彩陶艺术，没有毛笔是难以描绘出那么美丽而寓意深刻的绘画艺术的。”说到陶寺扁壶朱书符号的发现，魏先生说专家惊奇不已而自己一点也不惊奇，于是说了上面这句主观过分的话。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是11000年左右）的陶器是没有着彩的，如魏先生说裴李岗文化中的贾湖遗址，虽曾发现过甲骨刻符，但是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根本没有彩陶，31 更没有美丽的绘画艺术的。新石器中期仰韶文化时代出土了一些彩陶，有许多遗址出土的彩陶只有少量或极少。即使是彩陶，如早期仰韶遗址出土的少量彩陶颜色淡灰，线条简单而且直线很多，全然没有毛笔的痕迹，更不用说是美丽的绘画艺术了。固然陶寺朱书是描绘符号，很可能是毛笔一类的工具书写的，但也不能支持魏先生的毛笔的历史同彩陶的历史一样悠久的观点。“陶寺毛笔朱书文字的出现，……证明了人们在陶寺时代，已经将文字运用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陶寺遗址只发现了一个破损扁壶上的两个描绘符号，是不是文字，如果是文字又表达了什么样的生活，还尚在讨论之中。而且只有两个符号，又怎么能说文字已经运用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成熟的甲骨文都没有哪个学者说那个时代文字已经具有如此普遍的应用。果真像魏先生说的，我们华夏民族的文明史就应该重写了，因为单是文字一项我们华夏民族就已经在龙山时代高度文明到与周秦两汉比肩了。魏先生的话实在是说的太大了，大得让读者如我辈会有一种适应不了的惶悚感的。“考古学界乃至古文字学界，不知道华夏文字除了“字”还有“文”的缘故。扁壶背面的字的书写这其实就是书法艺术的典型的手写体的表现，……就是华夏书法艺术中最早的行草。”魏先生的“文”究竟指的是什么，从魏文中找不到注脚来说明扁壶朱书是书法艺术，是华夏最早的行草。众所周知，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最早出现在中国魏晋时期，著名的王羲之父子就是行书大家。行书的名称始见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一文：“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行书者，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现在陶寺遗址的扁壶朱书在魏先生眼中不仅是地地道道文字，而且是行草书法艺术。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十万分的佩服魏先生非凡的想象力和无畏的创造力。要知道在文字的初始阶段能够用一些简单的符号体现一些记事的功能已经非常不容易，更不用说用书法艺术来表达人的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具有传世文献的功用了。“考古学家们还缺一门功课创文造字学，尤其是缺乏华夏文字的“文”与“字”的反切拼音关系的破解训练。”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标榜，其实说自己很有见地用不着把考古学家打倒在地，尽管申明自己的见解，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就可以了，为什么总是和考古学家过不去？31 另一位学者朱冰在《陶寺毛笔朱书文字考释》中对扁壶朱书符号的解释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首先对罗琨的“阳”的解读、何驽的“尧”的解读和冯时的“邑”的解读做出了没有理由的否定 “我认为这三种解读都不符合这个字的本意 ”。然后下了断语“这个字读音目前尚不好确定，但这个字的象形，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原始的缫丝”。接着分析了扁壶朱书符号的象形意义：“上面的长圆形符号不是实心的而是中空的，说明圆圈内有物体，它象征蚕茧；下面一横又细又直的横线象征一根丝纤，而丝纤下面的爪形符号象征人手在缫丝的形状，爪形符号下方斜向笔划可能为索绪工具。因此这个字应该是一个字而不是两个字。”接着朱先生说“陶寺朱书的“文”字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之“文”字字型完全相同。许慎：“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像两纹交互也。”可知“文”字的本义即为交织纹。陶寺朱书中出现这个字，说明以“文”表示交织纹自“文”字诞生时即如此。”最后得出““文”字则是原始编织或纺织之织纹的象形。”用“西阴村蚕茧是古人煮食蚕茧的直接实物证据，而陶寺朱书则是缫丝技术起源的直接文字证据”说明陶寺文化已经确切地出现了缫丝技术。但是朱先生一直到文章的最后都没有说出这个符号是一个什么字，读什么音。可是此文的标题是要考释朱书文字的，考释了半天，就得出这个符号只代表一项缫丝技术吗？（朱冰：《陶寺毛笔朱书文字考释》，《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第44页）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直接关系到我国古代文明何时开端这样的重大课题。（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第15页）”但是对于考古界和文字学界对新石器时代陶文的释读现象，李先生通过对巴蜀文字和新石器上图画符号的分析指出“我们利用对商周文字解读的知识技巧，去考释更早的符号或文字，只能是探索性的实验。夸大这种试验，难免陷于错误。”（李学勤《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468页）“凡对简单的几何线条形符号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总是有些危险的”（李学勤《古文字初阶》第18页）具体到陶寺扁壶朱书，李学勤先生首先强调“像近年发现的山东邹平丁公陶盆残片和山西襄汾陶寺陶背壶上面的符号，多数学者承认其是文字。”（李学勤《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中国文物报》2001年7月4日）接着又说“扁壶上的“文”字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这次发现非常重要，证明“文”字的写法已经很成熟。”31 李先生一方面说夸大考释实验难免陷入错误，用后世文字去简单比附总是有危险的，一方面又说扁壶上的“文”字是没有异议的，而且“文”字的写法很是成熟。笔者原想用李学勤先生的观点来支持自己对陶寺扁壶朱书不是“文”的观点的，现在看来李先生对“扁壶上的“文”字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让自己突然无所适从了。可见对待扁壶朱书的认识和释读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李学勤先生认可了“文”字，但是对扁壶背面的符号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笔者以为事实上李先生看了大家对背面符号的解读后也是哑然一笑不置可否而已。以上是笔者目力所及能够见到的对陶寺扁壶朱书的不同解读，各位专家学者以自己对古代文明的热情和自己的不凡修为见仁见智，固然应该受到尊重，但是解读的结果差别太大，又难以相互达成基本的认同，让社会大众无所适从。尽管事关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对陶文的的不同释读在考古界所引起的争议热潮很有可能形成一桩新的考古疑案。河北师大的沈长云、张渭莲两位教授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中不仅认为扁壶上的两个符号“是否一定是文字”提出“还有待进一步证实”，而且指出不少学者把扁壶正面的朱书符号释读为“文”（这一点是笔者上文所引的绝大多数学者所一致认可的，）“则更难取信于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通过把扁壶正面的朱书符号和甲骨文金文进行比较后说道：陶寺出土扁壶上的朱书符号不得释为“文”字，在此释读基础上发生的一切联想均属凿空，是可以下断语的。”（沈长云：《谈陶寺发现的陶扁壶上的朱书符号》，《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沈长云和张渭莲教授的《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一书是笔者在这篇文章快要写完的时候才从网上买来的。在读到第五章第三节《古文字资料的使用》时，才知道自己的观点和沈长云教授是一致的。这无疑更大的增添了自己对扁壶朱书符号的各种解读质疑的信心了。不过自己的学术涵养远不如沈先生那样的含蓄，如沈先生说到“文命”的解读时没有说出王连成先生和魏文成先生，在说到把“文”根据《说文》释读为“错画”时也没有提到朱冰先生。笔者在和文博研究员、丁村文化考古专家陶富海先生交流陶寺朱书31 符号时，陶先生认为陶寺朱书符号不是文字，因为在陶寺遗址中的朱书符号只有两个，不能构成所谓的成熟的文字体系，况且还有孤证之嫌。陶先生从象形的角度，把扁壶正面的符号释为箭簇，因为陶寺遗址有骨箭簇出土，将扁壶背面的符号释为头向上扬，振翼腾飞的雉鸟。陶寺先民在一个破损的扁壶上很是认真的描摹下他们生活的真实情景——狩猎图画，这是一种先民智慧的结晶，是对生活的象形模拟。而且很可能是后羿射日或者是传说中的夏族以鸟为祖先的写照。尽管陶先生说他在公开场合是同意扁壶朱书为“文尧”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博研究员，一个实事求是的考古学家还是在内心不愿意承认这是两个文字的，不管有多少种解释。考古学家田建文先生认为：既然H3403这件扁壶是在已经破损后才写上文字的，那么为什么非要以扁壶的形态决定文字的正反方向呢？如果将扁壶倒着来看其上的文字，更象是符号或尚未超越象形文字范畴的文字。（田建文：《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田建文的这个观察角度和张光直先生一样，即都是把扁壶给倒过来看的。只不过张光直先生推测“是不是字”，而田建文先生则视之为符号或者早期的象形文字。其实两位考古学家都没有停留在把扁壶朱书符号作为文字的解读层面，也就没有了争执。当然没有了争执不等于符号没有意义，没有释读为文字并没有否定了符号里蕴含的文化意义，尽管他们没有对符号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以上笔者列举了沈长云、陶富海、张光直和田建文等对扁壶朱书符号的定位，这几位考古学家没有根据个人的喜好、定位性的猜测和先入为主的考辩而把朱书符号解读为文字，而是把他们首先定位为符号。笔者以为，把朱书符号作为符号来看待不仅科学，也更加客观。首先，十多年来对朱书符号的解读－－特别是扁壶背面的符号－－大多意见相左，大家各执一词，结果论证中出现了很多的破绽，成为他人指正的靶子。除了何驽的释读在社科院和陶寺遗址所在地有一定的影响外，其它的释读基本上是过眼云烟，在文字学家和考古学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细想何驽释读为“文尧”是想证明陶寺遗址是帝尧之都；罗琨释读为“文易”还是要证明后人对帝尧功德的歌颂和赞扬，其目的还有要把陶寺遗址和帝尧挂上钩的；王连成和魏文成的“文命”是要把陶寺遗址定位为夏文化的；冯时的“文邑”31 释读也是要把陶寺遗址和夏后氏连在一起的。大家虽然释读不同，但是释读的方法却是惊人的相似：即都以自己的主观设想为出发点，都利用文献为自己的释读做辩护，都拿朱书符号和甲骨文做比较。这到底是扁壶朱书符号蕴含的意义难穷究竟，还是无意描画的简单符号具有无穷的魅力？实在不太容易下结论。难怪有人说“这个奇怪的字符上面是一个不圆不方的符号，下面一横底下仿佛一个中断的问号。这个字符，确实给考古界留下了一个难解的问题。”有人说“汉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由传说进入信史时代，文字和文献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的里程碑和新纪元。”（陈志明赵变亲《汉字学基础》第26页）在这里汉字的诞生的标志是什么，是一个个孤立的符号，还是一两个与殷商的甲骨文类似的象形字，到目前还没有一致的标准，也没有达到共识。那么中国历史进入信史的时代究竟应该从哪里算起呢？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考古学和文字学所面临的难题，近期亦或很长时间的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令人欣慰的结果的。众所周知，汉字起源于图画，但是汉字并非完全起源于图画，比如数字就不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的。图画的产生比文字早的多，不要说新石器时代出土的许多陶器和石器上的符号了，就是商朝晚期的甲骨文中也还有大量的图画性文字。正如汪宁生先生说的“陶器刻符对后世文字发明有一定的影响，但本身绝不是文字，它不过是为标明个人所有权或制作时的某种需要而随意刻划的。”（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裘锡圭先生认为“不要把古陶器上的刻符的形体与商周文字相比附，这种符号所表示的绝不会是一种完整的文字体系，甚至连原始文字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这些话语就是针对于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发现的很多刻画或描绘在器物上的符号而言的。下面是笔者选择描绘的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刻划符号，它们都是单个出现在陶器上的，很难证明是表达思想的早期文字：31 （第一行为半坡遗址刻符，第二行为姜寨遗址刻符，第三行是柳湾遗址陶符，第四行是大溪遗址刻符，第五行是双墩遗址刻符，第六行是大汶口遗址刻符，第七行是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第八行是马桥遗址刻符，第九行是澄湖遗址刻符，第十行是龙山文化刻符。）31 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众多的记事标识和图像符号，其中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土的27种符号、姜寨遗址出土的38种符号、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130种毛笔累工具描写的陶器符号、安徽蚌埠吴郢乡双堆村遗址发现59种陶器刻符、海岱大汶口文化发现有10种陶器符号、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四字连写陶器刻划符号，海岱龙山文化甚至发现了“章法”得体的“陶书”。我们对比了这些不同的刻划符号之后，发现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与殷商的甲骨文也没有多少相同之处，更不可能和甲骨文是同一系统的文字。而且除了澄湖刻符是四个符号刻在同一陶器之外，几乎所有的刻符都是独立刻在一个陶器上边的，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一个完整是思想交流。因此它们的功能“远未达到可以如实的记录语言的程度’。（孟祥才等《大舜文化与夏商西周历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9第54页）原因是这些符号所记录的历史是巫师或者氏族的上层的意志和思想，所表达的内容非常之简单，主要是祭祀、占卜、族团的徽记或陶工对陶器的标识而已。这些符号有没有读音我们不得知道，即使有也只能是巫师等特权阶层的人能够读诵的，它们的使用范围非常狭窄，使用人数非常之少，这也是后世从各地遗址中只发现极少数陶骨器符号的原因。这样陶器符号就不能够具备后世文字所应具有的功能，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字，至多是一些记号标识而已。尽管笔者认为陶器上的象形符号是一种简单的标识记号，但是它催生了我们民族文字的形成，是我们后世文字的源头，是后世成熟文字和规范文字的的雏形，它启迪了先民的心智，为后世汉字的创造提供了粗疏的范本，这一点我们谁也不能否认。汪宁生说过“半坡类型遗址发现的简单符号大概不可能是文字”31 （见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一期和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32-37，文物出版社，1987）。裘锡圭也有类似的观点：把半坡遗址发现的符号、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符号和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龟甲上的刻画符号，称之为原始文字，证据不够，是不妥当的，轻率的。（裘锡圭《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语文建设》1989年第三期）两位先生的观点虽然没有针对陶寺朱书符号，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在讨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时，轻率的认同陶符是文字和过于苛刻的否定陶符的记事标识功能都是极端的和偏执的。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发掘出土的陶器符号可谓多矣，但是真正对这些陶符进行解释的却很少，即使有些专家对其中的个别符号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也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充其量是一些个人的一己之见而已。对于充分论证和肯定陶符为文字仍然无济于事。郭永康在《帝系新研》中说过一句话：“对于符号和文字的区别，每一个研究过中国古史传说的学者也许都会感到，他所研究的是一个及其复杂，充满矛盾且难以得到确定结论的对象。”对于陶符研究，即充满了探求的渴望而饶有兴味，又为理不出个头绪而焦头烂额。正因为它们的解读是无标准的，多元的，所以每一个深入其中的学者都有充分的想象空间和阐释的价值取向。又正因为它们是没有公共结论和一致首肯的，所以人们的洞幽烛微的探索总是缺少应者如云的企盼图景的。行文至此突然想起山东的丁公陶文之谜，1992年初，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在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时代遗址的出土物中，发掘到一块刻有11个书写符号的陶片。考古报告于1993年发表在第4期上。陶片公布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心与注目。同期的《考古》杂志发表了16位专家的书面讨论意见，这16位专家都主张把丁公陶片上的11个符号看做文字，其中包括李学勤、张学海、田昌五、严文明、王恩田、高明等，持同一意见的还有日本的伊藤道治、松丸道雄等。但是对这些符号的功用、特性、发展程度、历史渊源、发展传承、与甲骨文的关系等等问题，众位专家异说纷呈，各执一词最后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困扰着他们：连笔是书写、正体与俗体、陶书的定义、文书还是词章、东夷文字、淘汰的文字、误入歧途的文字、模仿跳舞的文字等等。见仁见智的多角度释读只能给我们一个印象那就是既然是文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正确解读？既然是文字，为什么不能统一意见形成共识？“因为仅仅靠一个残破的陶片是远远不能确定丁公陶文是文字的决定性证据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小南一郎）。它和陶寺扁壶朱书一样，被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专业、喜好而进行的个性解读，其结果只能停留在猜想和臆测的层面。31 陶寺朱书符号尽管是在发掘十五年后才公布的，但是所引起的争议远比丁公陶文还要热闹许多，对朱书符号的解读跨时间之长也远远超过了丁公陶文。从1984年出土后被解读出“文”字到2015年，三十年的时间陶寺朱书符号被大家不断的解读着。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陶器符号确实给了我们一把打开探索上古文字神秘大门的钥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探索的道路还很漫长，也许需要几代人或者更多代的人们去探索，才能寻求到与祖先刻画描绘意图相一致的结果。王宇信、罗琨等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1997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谈到了仰韶文化中的半坡遗址陶器刻符、姜寨遗址刻符，老官台文化中大地湾遗址，马家窑文化的柳湾遗址刻符、半山遗址刻符，大溪文化中的杨家湾遗址刻符、屈家岭文化的陶符、舞阳贾湖遗址的甲骨刻符等近二十个新石器遗址刻符，旨在说明文字的出现与文明社会的起源问题。作者认为尽管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但还是说目前要明确回答文字是如何出现的这一问题尚嫌材料不足。书中列举了很多遗址的刻划描绘符号，唯独没有提到陶寺遗址朱书符号。我们知道陶寺遗址的朱书扁壶是1984年发掘出土的，王宇信等执笔完成《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是1995年。如果当时扁壶朱书公布的话，王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途径的思考中关于“文字的出现与文明社会”的论述时，一定会在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中重写一笔，并做通盘考察的。本书的作者之一罗琨先生也是在2001年李健民先生公布扁壶朱书符号后才开始解读的，这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31 鉴于此我们只有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充实我们的材料，只有当我们占有了较多的新材料，才有可能科学的、正确的、全面的解读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骨器符号，才有可能窥见上古先民通过符号的刻划来记录生活的图景和丰富的思想，才有可能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祖先创造历史的壮举和改造世界的意志，才有可能完善中国上古史，推动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深入研究。2015.5.1完稿于春雨淅沥之时邮箱：zhxf302@163.com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