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如何应对后京都时代的环境挑战-（薛惠锋 任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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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演变成为一个环境、经济和政治的混合体。其中，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更是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外交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备受各方广泛接受的《京都议定书》XX年行将到期，关于XX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准则，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为这个准则寻求各种可行的蓝本。在这场纷繁复杂的后京都谈判博弈中，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加以应对，关系到中国未来较长时间的发展环境和国际地位，甚至事关未来长远发展战略。如何处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和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都将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后京都时代的挑战 　　今年7月，在日本北海道举

6、行的G8＋5首脑会谈，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与能源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一并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头等大事，并将其提交联合国进行讨论。此次峰会的声明认为，只有世界各国特别是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做出贡献，才能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但声明同时也承认，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各国的能力，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所要做的工作不同。 　　从1990年联合国启动气候公约谈判到XX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XX年12月蒙特利尔气候会议决定启动后京都谈判，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懈地从制度层面做出各种努力。面对后京都时代的挑战，欧盟国家在公约内外，利用各种平台(如八国集团首脑会议、20国能源与

7、环境部长级会议、亚欧会议等)积极推动后京都谈判进程。 　　在应对气候变化后京都时代减排方案的设计上，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出于各自的利益及目的，都做出了各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 　　欧盟各国领导人于XX年3月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能源计划，从而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并以此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欧盟承诺到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的主要国家采取相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