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史与心态史.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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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与记忆笔谈15认为太过当下而被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终将进入历史领域。而一旦记忆转化为历史，它独有的特性即鲜活性和当下性就会遭到破坏甚至消失。所幸的是，记忆不只是一种个人经验，它还是一种社会建构，也就是说，记忆可以被社会性地保存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从而得以延续和传递。由此看来，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确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超个体的历史(学科化的历史)与个体的历史(记忆)在其中可以实现相互的转化。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对于历史性质的认识就会发生变化，历史与记忆也就不会纠结于客观与主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之内。诚如彼得·伯克所指出的：“不论是

2、记忆还是历史，好像都不再是客观的了。在这两种情况中，历史学家都要学会将有意或无意的选择、阐释和歪曲考虑在内，并认识到选择、阐释和歪曲的过程都是有条件的，或至少受到社会群体的影响。”④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存在让我们可以断言：历史本身也是一种建构。记忆史与心态史陈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七卷本巨著《记忆的场所》的出版，②标志着史学领域中记忆研究的开始。近年来，记忆史不仅涵盖了众多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对文化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产生了全新的影响，而且超出了法国范围，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史学现象，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记

3、忆转向”。就其实践而言，记忆史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美国政治文化界对大屠杀(Holocaust)，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与法国记忆史强调“历史”对“记忆”的压抑所不同的是，这种对奥斯维辛之后的历史与记忆的探询侧重于“记忆”对“历史”的积极建构，因而也切合了当今史学对认同、创伤及边缘性话语的持久热情，从而在实践上更能彰显其生命力。记忆史在当今的这种特点，使人们很容易忘记它与年鉴派史学特别是心态史的关系。今天，重新审视记忆史与心态史的关系，或者经由心态史去反观记忆史，会有利于我们总结记忆史的特点，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

4、题，并对其未来发展作出新的定向。从年鉴学派的发展脉络来看，尽管记忆史的出现要晚于心态史，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理念上与后者不尽相同，但两者的一个共同之处却在于通过对集体表象(collectiverep．resentation)，也就是对社会成员的共同情感和共同信仰的研究，以达到理解过去的人与社会的目的。在布洛赫的早期著作《国王的神迹》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心态史与记忆史的这种联系。该书考察了l0到18世纪期间，流行于法国和英国民众中的一种普遍心①PeterBurke，“HistoryasSocialMemory”，inPeterBurke，Vari

5、etiesofCulturalHistory，Ithaca：ComellUniversityPress．1997，44．②法文原本见PierreNora，ed．，LesLieuxdemgmoire，Vo1．1—7，Paris：Gallimard，1984—1992，缩编的英文译本见RealmsofMemory，NewYorkandChichest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Vo1．1—3，1996—1998，一个较新的英文译本见RethinkingFrance：LesLieu~demdmoire，Vo1．1—4，C

6、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9—2010。16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态，即经由国王的触摸可治愈因“国王的邪恶”而引发的皮肤病，并论述了这种心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布洛赫在这部心态史的奠基性著作中，不仅展示了伴随着这种心态而产生的人们的“集体观念”、“集体意识”和“集体记忆”，并且指出这种心态的呈现，实际上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对国王的神秘力量所产生的迷信的集体记忆。布洛赫试图以此说明，心态与记忆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具有某种一致性。①而在菲利普·阿里耶斯所从事的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的研究中，焦点则放在

7、了既能反映人们的心态又承载着人们记忆的“纪念”(commemoration)上。阿里耶斯认为，生者为了哀悼和追忆死者而举行的纪念仪式，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集体情感和集体心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过去的关于死亡的经验在人们记忆中的存留和承继。以纪念仪式或纪念物为载体，集体心态和集体记忆形成了一种互相影响和彼此塑造的紧密关系。②阿里耶斯所开辟的这条研究路线在莫里斯·阿居隆那里得到延续和深入。后者在《战斗中的玛丽安娜：共和国的形象和象征物》中，对所谓的“纪念物的政治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阿居隆结合法兰西的民族传统、大众心态和集体记忆，考察了法兰西共和国

8、的人格象征玛丽安娜(Mar1．anne)这一女性形象的起源和变化。玛丽安娜不仅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象征，她还是自由与理性的拟人表现。与代表了文化意义上的法国的“高卢雄鸡”相对，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