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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9年第5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o.51999第39卷JOURNALOFSUNYATSENUNIVERSITYVol.39(总161期)(SOCIALSCIENCEEDITION)GeneralNo.161国家与礼仪:X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科大卫〔摘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北宋到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礼仪演变,讨论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四个阶段:先是从北宋开始,地方官员在本地推行国家的正统祭祀礼仪;在这个基础上,到南宋时期,发展出由理学家提倡的地方性礼仪;明初推行里
2、甲制之后,与户籍登记结合起来的宗祧法则明显地成为控制田产的主要机制;到明代嘉靖间,高层官员在理学的影响下,确立了家庙祭祀的地位,使之与宗族土地控制结合起来。随着家庙成为乡村组织的中心,祖先祭祀成了正统化的礼仪,地方社会完成了与国家整合的转变。〔关键词〕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礼仪宗族人类学注意仪式,与儒家提倡礼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相同的倾向。人类学作为一门学问,假设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于“仪”;儒家作为一种学说,认定人与人的关系根本于“礼”。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把“仪”或“礼”放到理论的核心。但是,人类学讨论的“仪”
3、,指的是文化产生的设定程序,近似于戏剧的剧本;而儒家所指的“礼”,则源于天理产生的必然定律。所以,假如还是用剧本来比喻设定行为的程序的话,在天理的安排下,剧团演来演去只能演一出剧本。自宋到清中叶,儒家教化的目的,就是推广这一出剧本,以天理规范的礼教取代地方的风俗。在珠江三角洲,这个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但推广礼教的结果,却扶持了一群以保障“礼教”为己任的士人,发展了一些为国家所认可的地方礼仪。通过这些礼仪,边缘的地方得以归入国家“礼教”的秩序之中。在珠江三角洲,从北宋到清中叶,这个礼仪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
4、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北宋元佑二年(1087),广州知州蒋之奇初到任,行释奠礼,见广州学宫〔1〕简陋狭隘,新而广之。10年后,章在绍圣三年(1096)记其事,说明这次兴办学校的来龙去脉。原来庆历中(1041~1048),仁宗诏天下兴学,当时广州只有西城蕃坊里的夫子庙,“其制度迫陋,不足以容生徒”。后有郡人刘富,不但捐资,而且亲自建学。但到“始将完”X今年2月25日,我校举行仪式,聘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科大卫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朱鸿林博士为历史系客座教授。在聘任仪式上,二位教授分别以“国家与礼
5、仪”为主题发表学术演讲,两个演讲主题相同,研究的角度与风格却迥异,均反映出当前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些新的取向。承蒙两位客座教授应允,现将他们的学术演讲发表在此。文章1999年5月30日收到。65〔2〕之时,转运使陈安道却“陋其卑陋,止富勿修”,动用官款另建学校。蒋之奇行释奠礼的地点,相信就是这里。可见自庆历至元佑的40年,广州的学宫一直在扩大。据《宋会要》载,〔3〕仁宗朝多次诏州县兴学。转运使陈安道、知州蒋之奇兴办学校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夫子庙建在蕃坊,郡人建学宫被止二事,却需要作进一步的考析
6、。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章有关广州文化状况的论述中,可略见端倪:四方之人,杂居于市井,轻身射利,出没于波涛之间,冒不测之险,死且无悔。彼既殖货〔4〕浩博,而其效且速,好义之心,不能胜于欲利,岂其势之使然欤?北宋时,广州是个繁荣的海港,蕃坊就是商业繁荣的地方。刘富是否蕃人我们无从可知,但他是个富有的人,则应该没有疑问。更值得注意的是,蒋之奇除了兴学外,还“取前〔5〕代牧守有清节者⋯⋯十人,绘其像,建十贤堂祀之。”从礼仪的角度来看,行释奠(即祭孔夫子),建学宫,建十贤堂以崇祀有功的官僚,禁止当地人随便建学宫这几
7、件事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官僚机构把祭祀视为一种专利,把兴办学校、祭祀孔夫子和前代贤吏变成一种官方的宗教活动,可以把办理这些事务的权利收回。这是礼仪演变的第一阶段。然而,祭祀前代贤吏并没有成为广州读书人所实行的礼仪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从宋末至明代,广州读书人关注的主要是广东出身的士人,而并非外来的贤吏。广州士人按照自己的一套正统观念,所祭祀的先贤可上溯到唐代的张九龄、北宋的余靖、南宋的崔与之和宋末的李昴英。这样的正统观念和崇祀先贤的序列,与理学在广东的发展有很深的渊源。理学在广东的出现,标志着珠江三角洲
8、的礼仪演变的第二阶段。珠江三角洲的张九龄崇祀,由来已久。蒋之奇《广州州学志》便提到张九龄的名字。在蒋之奇兴建儒学以前,即太平兴国年间(1008~1017),韶州知府已经建立了纪念张九龄的〔6〕〔7〕风采楼。熙宁三年(1071)侬智高乱后,余靖也因为保障韶州而得到崇祀。蒋之奇在广州兴建儒学,比这些事情要迟,但理学在广东的开始,则又比蒋之奇兴建儒学晚了50年,大约始于绍兴十六年(1146)张浚被贬至连州之后,浚子木式在粤北开始推广理学。明黄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