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经世文章研究【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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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曾国藩文学研究一、选题意义曾国藩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他是晚清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因镇压太平天国，推行和戎外交，遭到人们的痛斥与不齿；他是晚清诗文大家，是桐城古文中兴的关键人物，是桐城派的分支湘乡派的领袖；他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为近代科学的进步添上了十分重要的一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曾国藩研究曾掀起过一股一股的小高潮，但在研究过程中，重心分布不匀，绝大部分人重视历史学，对其在政治、军事、洋务等方面的是非功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在文学领域涉足过少，从文学创作于文学理论作全面系统的发掘与探讨迄今只有一本专著。本论文从曾国藩的奏疏着手，全面系统地探讨其经世文章的由来、发展及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填补曾国藩文学研究的空缺之处。二、论文综述1、曾国藩经世思想的渊源及演进过程经世致用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其隐现程度不同。当社会稳定，经世致用的观念就如同一股潜流，当社会动荡，国运衰微时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会喷薄而出，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清廷内忧外患不断，再次激起文人士子的经世致用思潮。以庄存与，刘逢年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复兴了今文经学；龚自珍，陶澍，贺长龄等人成为早期的经世派；与第一鸦片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则成为经世派的领军人物；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继位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①。经世致用思潮很快兴起且影响愈来愈大。曾国藩学术明显的经世特征既有其师唐鉴的师承，又有明清以来实学特别是湖湘学派的熏陶。曾国藩始终一贯的经世思想、救时意识与其成长的湖湘文化氛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湖南自宋代以来即号称理学之乡，然而湖湘学风对义理之学的关注从未与经世致用割裂开来。从胡宏等人创立“湖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世之学，至王夫之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又一举成为经世派的大本营。近代湖南的一代有影响的人物中，如贺长龄、贺熙龄、罗饶典、唐鉴等便承继湖湘理学学风，既讲求义理，又注重经世致用。青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浸润成长起来的，从而奠定了他一生沉浸于理学，终于成为一代理学大家的基调。然而同一般的理学家热衷坐而论道、玄谈性理不同的是，曾氏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追慕王夫之、贺长龄等经世前贤，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以开放务实的姿态，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的礼俗政教，汇诸子百家于其中，另一方面吸纳西学之长技于其中，从而体现了“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的特色。曾国藩经世思想充满着“卫道”和“创新”的双重变奏，其始终张扬的“守道”和“救时”意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悠久深厚的大文化系统所具有的保守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在与异质文化系统相接触时，有排斥也有兼容。可以说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这片特殊的土壤中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曾国藩经世文章研究综述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从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即理学谈起，进而由理学发展到经世致用之学。这部分论文中，学者们大多探讨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但较少分析经世致用思想如何付诸实践，及其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其代表作有李兴发的《曾国藩思想杂论》，董蔡时的《略论曾国藩》，朱东安的《评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作用》，袁伟时的《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争后改革的延误》，邓亦武的《浅论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成晓军的《清代理学经世的文化宣言——‹讨粤匪檄›文化内涵新论》等。第二种是从曾国藩办洋务的实践，反推他的思想根源，其代表作有喻盘庚的《曾国藩办洋务初探》，《试析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观因素》，王少普的《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等。第三种是以全面评价曾国藩其人为主题，其中一部分谈到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但对其评价却是褒贬不一，代表作有冬青的《曾国藩的一生》，姜铎的《略论曾国藩其人》，茅家琦的《关于曾国藩评价的几个问题》等。在一些专著中，也有许多谈到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如朱东安著《曾国藩传》，迟云飞、史林著《曾国藩大传》，池子华著《曾国藩传》，作者们在记述曾国藩的求学过程中，都注意到了经济之学对他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近代思想史方面的专著，如成晓军著《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杨国强著《百年嬗退》等，都把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与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相联系，进行分析。张凡吸收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上，比较全面地，历史地探讨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起源，分析这一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但没有涉入文学领域。②马勤也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曾国藩的经世文章在其整顿吏治、军事改革等方面的作用，毫无对经世文章的分析探讨。③只有张静在《曾国藩文学研究》中有较系统的阐述，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初登仕途便立下了经邦治国的宏愿，主张“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决心“以文章报国”。曾国藩在咸丰年间不但以他平定太平天国的“武功”被评为“中兴功臣” ，而且他的道德文章亦被视为一代楷模；曾氏生当学术变迁之际，故能以包容之势吸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经济、考据”诚为其学术之大端，“以精确训诂，作古茂之文”，为文学拓展了服务现实的康庄大道。④3、本人对以上综述的评价虽然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已经有部分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求证，但是对于其经世文章只有张静一人，从广义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没有从曾氏的具体文章中指出其经世之学，可以更加细致入微地研究曾国藩的“经世”文章。三、论文大纲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从奏疏看曾国藩的“经世”文章一、经世之学的复兴（从经世之学的由来、经世之学在清朝复兴和当时受经世之学影响的主要著名人物<对曾国藩有影响的人>三部分展开）二、曾国藩经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指出曾国藩的经世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文章中，举例说明）三、曾国藩的奏疏总概括（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奏疏风格虽不一样，但都体现了经世思想）四、《备陈民间疾苦疏》创作分析（选择奏疏中较有影响力的一篇进行深入分析，体现经世细想）五、从奏疏看曾国藩的“经世”文章（总体上分析曾国藩的奏疏中的经世思想及其对后人的影响）注释[1]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一四月乙鲯[2]张凡，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曾国藩研究网，2007..[3]马勤，试析曾国藩的经世思想.曾国藩研究网.2007[4]张静，曾国藩文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参考文献[1]张静，曾国藩文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2]成晓军，曾国藩家族，重庆出版社，2006[3]成晓军，名人评曾国藩，重庆出版社，2006[4]梁勤，曾国藩读书世界，远方出版社，2005 [5]成晓军，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团结出版社，2009[6]钱仲联主编，涂小马选注点评，曾国藩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7]程蕾，从曾国藩遗嘱看老子思想精华，华夏文化，2003，第2期[8]成晓军，曾国藩总体评价十年述评，历史教学，1995，第6期[9]成晓军，新版曾国藩全集·奏稿的整理过程及其史料价值，近代史研究，1997，第6期[10]曹建英，试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湘潭师院学报，1994，第2期[11]赖力行，曾国藩与桐城古文理论的中兴，中国文学研究，2003，第1期[12]林岩，曾国藩的古文观，廊坊师院学报，2001，第1期[13]刘可，瑰玮奇丽气象峥嵘——曾国藩论文章风格，北京社会科学，1996，第2期[14]龙建春，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文学研究述要，辽宁师大学报，1996，第2期[15]马啸，曾国藩个人品格散论，江西教院学报，2002，第5期[16]王澎白，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1996.第2期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汉语言文学曾国藩经世文章研究经世致用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其隐现程度不同。当社会稳定，经世致用的观念就如同一股潜流，当社会动荡，国运衰微时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会喷薄而出，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清廷内忧外患不断，再次激起文人士子的经世致用思潮。以庄存与，刘逢年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复兴了今文经学；龚自珍，陶澍，贺长龄等人成为早期的经世派；与第一鸦片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则成为经世派的领军人物；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继位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一四月乙鲯。经世致用思潮很快兴起且影响愈来愈大。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关。而在这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曾国藩行为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所创作的经世文章更是用积极的态度表明其担当社会责任的方式。“曾国藩学术明显的经世特征既有其师唐鉴的师承，又有明清以来实学特别是湖湘学派的熏陶”张静，曾国藩文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一）《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张凡.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初探.学问与文化.2007(12)。“经世”出自晋葛洪《抱朴子·审举》：“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经世,指治理世事,即治理社会,以求治国。“致用”,出自《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致用,指尽其所用,可引申为有用。经世致用功能的形成,与史学的起源密切相关。葛志毅.经世致用史学传统的源流利并辫析.齐鲁学刊.1996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论语》就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宋代理学学派交融与碰撞之特点郭翠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宋志明.正统理学的终结者:阳明心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而发展到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又加上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其中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正是有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嘉道年间倡导的这一次经世之风，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又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二）曾国藩被公认为是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但就其本人而言，他一生却始终致力于成为一代学问家。曾国藩一生手不释卷，即使是在与太平军交战的前线、军营，他每日也必读书、作日记、写信与同僚或家人探讨学术问题。鸦片战争前夜，中国社会危机四伏，“有识之士咸知大乱将至”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东方出版社2008（1）。为挽救世道人心，思想界出现经世致用学派,姚湘的高足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以及龚自珍、张际亮、汤鹏等桐城派文人极为活跃,是经世致用派的中坚力量。他们继承发展了方苞、姚卿的经世致用思想。梅曾亮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所谓“因时”就是以现实社会为中心，著书立说要体现时代要求。方东树说：“文不能经世,皆无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为也。”他把经世作为衡文、论人的基本标准。姚莹在姚湘的“义理、考证、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经济、多闻、辞章”四条原则,把“经济” 即经世列为桐城派基本要求之一。曾国藩学习倭仁，将自己的意念、行事、读书和心得逐日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克制。他每日课程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日知其所亡、月无望所能、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另外，他还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谨言，五曰有恒。”曾国藩全集·家书湖南岳麓书社1987在近代文学史上，曾国藩与其政治地位相似，是一个声名煊赫的人物。他是清代“宋诗”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又是清代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中兴的盟主，这后一方面的影响大为深远。近人指出：曾国藩“自称私淑桐城，而欲少娇其儒缓之失，……异军突出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东方出版社20081在考入翰林院以后，曾国藩除应付朝廷的各种考试外，更是致力于理学，并追随理学大师唐鉴学习程朱理学，曾国藩从之“讲求为学之方”《复颖州夏教授书》见《曾文正公书札》李笑来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他的诱掖下，曾国藩“遂以朱子之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理学信仰，开始了初步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曾国藩生平以理学信徒自居，宣称“一宗宋儒”。他将作学问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中“义理”放在中心地位，在他看来，“义理”是体，是根本，所以义理的熏蒸和陶冶，强化了曾国藩的理学信仰，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成了一个服膺理学的忠实信徒。曾国藩攻读理学，而对桐城派古文仍感兴趣，作为清代文坛正宗的桐城派，是在政治思想上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散文流派。它“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于欧韩之间”，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清真雅正之文载孔孟，程朱之道，是文学成为倡导封建理学，点缀“休明盛世”的工具，桐城派载道的功利要求，是曾国藩论文的出发点，曾国藩自称“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曾国藩文集.诗文》曾国藩著，王澧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说明他是以桐城派人自许的，他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曾国藩的姻亲郭崇焘为曾国藩写墓志铭中说：曾氏“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读经史，以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它，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纯，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人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三）有关曾国藩经世文章研究综述， 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从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即理学谈起，进而由理学发展到经世致用之学。这部分论文中，学者们大多探讨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但较少分析经世致用思想如何付诸实践，及其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其代表作有李兴发的《曾国藩思想杂论》，董蔡时的《略论曾国藩》，朱东安的《评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作用》，袁伟时的《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争后改革的延误》，邓亦武的《浅论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成晓军的《清代理学经世的文化宣言——‹讨粤匪檄›文化内涵新论》等。第二种是从曾国藩办洋务的实践，反推他的思想根源，其代表作有喻盘庚的《曾国藩办洋务初探》，《试析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观因素》，王少普的《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等。第三种是以全面评价曾国藩其人为主题，其中一部分谈到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但对其评价却是褒贬不一，代表作有冬青的《曾国藩的一生》，姜铎的《略论曾国藩其人》，茅家琦的《关于曾国藩评价的几个问题》等。在一些专著中，也有许多谈到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如朱东安著《曾国藩传》，迟云飞、史林著《曾国藩大传》，池子华著《曾国藩传》，作者们在记述曾国藩的求学过程中，都注意到了经济之学对他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近代思想史方面的专著，如成晓军著《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杨国强著《百年嬗退》等，都把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与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相联系，进行分析。张凡吸收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上，比较全面地，历史地探讨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起源，分析这一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但没有涉入文学领域。张凡，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曾国藩研究网，2007马勤也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曾国藩的经世文章在其整顿吏治、军事改革等方面的作用，毫无对经世文章的分析探讨。马勤，试析曾国藩的经世思想.曾国藩研究网.2007只有张静在《曾国藩文学研究》中有较系统的阐述，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初登仕途便立下了经邦治国的宏愿，主张“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决心“以文章报国”。曾国藩在咸丰年间不但以他平定太平天国的“武功”被评为“中兴功臣”，而且他的道德文章亦被视为一代楷模；曾氏生当学术变迁之际，故能以包容之势吸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经济、考据”诚为其学术之大端，“以精确训诂，作古茂之文”张静，曾国藩文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为文学拓展了服务现实的康庄大道。虽然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已经有部分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求证，但是对于其经世文章只有张静一人，从广义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没有从曾氏的具体文章中指出其经世之学，可以更加细致入微地研究曾国藩的“经世”文章。注释 本科毕业论文（20届）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从曾国藩奏折看其经世文章专业：汉语言文学 ［摘要］作为晚清诗文大家的曾国藩，是桐城古文中兴的关键人物，他“为学研究义理”“为文效法韩欧”，对近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曾国藩的奏折入手，全面系统地分析其经世文章的特点，以填补曾国藩文学研究的空缺之处。[关键词]经世；奏折；文章Thearticlecannotgoverning,theuselessword——ZengGuofan'smemorialtotheemperortogovernarticleAbstract：ZengGuofanistheQingDynastylaterperiodpoetandthewriter,thetongchengschool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resurgence'skeyman,heengagesinscholarshiptheresearchrighteousnessprinciple,writesanarticlelearnsfromHanYu,OuYangxiu,hashadthesignificantinfluencetotheChinesemoderntimesliterature.ThisarticleembarksfromZengGuofan'smemorialtotheemperor,analyzeshimtogovernsystematicallycomprehensivelythearticlecharacteristic,andusesfortofilltheZengGuofanliteratureresearchthevacancyplace.Keywords：Governing;Memorialtotheemperor;Article 曾国藩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是晚清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成功镇压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农民运动；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为近代科学的进步添上了十分重要的一笔；他还是晚清诗文大家，是桐城派的分支湘乡派的领袖。这些功过是非都或多或少与他从小受到的熏陶密不可分，这当中清朝经世之学的复兴对于他文学思想的影响尤其大。一、清朝经世之学的复兴所谓经世之学是一个简称，是儒学范畴内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即“经国济世以致其用”。“经世”是指称儒家关心社会、参与政治，以祈求达到天下治平的一种观念。所有体现这些观念的书和学问，都算得上是经世之学。经世致用的观念古已产生，但一般社会稳定之时，经世致用的观念只会是潜流；只有当社会动荡、国运衰微之际，经世致用的观念才会喷薄而出，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到了清朝内忧外患不断的时候，文人间就被激发出了一股经世致用思潮。“以庄存与、刘逢年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复兴了今文经学；龚自珍，陶澍，贺长龄等人成为早期的经世派；与第一鸦片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更是成为经世派的领军人物”；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继位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1]。这股思潮很快兴起并且风靡一时。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事功、轻学术之倾向,有一定的功利性所在，因此在清末特定政治背景下,当时的士人和学者就开始归类乾嘉时期的训诂考据学为“无用之学”。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清末呈现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到了道光以后,政局与时势的大变动使得士大夫阶层不能不过问社会的现实问题。在清末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经世之学可以讲完全地突兀兴起于学术界。清末“经世之学”大概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龚自珍、魏源、阮元等根据“通经致用”的传统观念,从中国传统史之学、掌故之学中引申出龚、阮等人心目中认定的“应惊变大局之经世之道”,但他们所谓“通经致用”仍旧是以古代的学术资源和框架为主轴的；第二阶段是受到清末时局刺激的新知识阶层,目睹不断变化的中国现状,意识到经世学术的内容也应当随其变化,戊戌时期刊刻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即为一个明证。其编辑人写道:“假使欲图富强,非师泰西治法,不能挽回。”[[1]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例言.上海:宝文书局,1898.20]编撰者在传统的经世八类分目之外,专门列上“洋务类”,将当时所能输入的西学,最大限度地纳入传统的“经世之学”范围了。而八国联军侵华庚子事变之后的《皇朝经世文四编》中,“洋务之学”“格致诸学”已由从属地位跃升到主要内容。二、曾国藩经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曾国藩的文学思想既受两千年多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又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产物。围绕封建礼治这个核心点，曾国藩不遗余力地吸收历史上的各家学说，并突破传统的束缚，构筑起他庞杂的思想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集大成者。而其文学思想中的经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家学渊源有关。首先，曾国藩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于其经世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清代的学术，在鸦片战争之前主要有宋学和汉学。宋学是清代的官方学术，清朝统治者以朱熹配享孔庙，科举制考也以朱注《四书》为标准，可见其地位之高；而当时的汉学，即所谓古文经学，只是一部分组成的一种学派。清代初期，黄宗羲、顾炎武等较早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目睹满族以“夷狄”入主中原，不满当时逃避现实、“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东林学案.转引自汤志均.近代经学与政治.39] 的学风，相继大倡“经世致用”，主张“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3]萧一山.清代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86.732]。但是进入康乾盛世时期后，因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汉学逐渐丧失了其经世致用的精神，成为脱离实际的乾嘉学派。直到嘉道之际，清廷国势衰落，政治腐败，学术界出现变革之象。以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提出了不拘汉宋，重在“取法致用”的主张。特别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后，龚自珍、魏源等封建士大夫受清代复兴今文经学的影响，倡言“以经术为治术”，重新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在即位后，求治心切，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经世思潮很快复兴起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的学术背景对于曾国藩经世思想的形成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乾嘉时期，汉学虽然在全国风靡一时，但由于曾国藩所处的湖南地处僻远，反而使得湖南士人依旧固守程朱理学。直至道光时期，为了对付农民起义，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湖南的地主阶级才开始崇尚经世致用和务实。湖南士人魏源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选录了顺治至道光近二百年来经世之学的力作，多达一百二十卷，近三百万字。此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4]章育良.论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与实践.湘学，1999.(120）]，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再次，曾国藩的家庭环境为他的经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料记载，曾国藩“九岁毕五经,十五岁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5]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256]。他的祖父对其家教甚严，在很小的时候就将“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等思想在小小年纪的曾国藩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他参加朝试，在题为《顺性命之理论》的这篇文章中对“理”“命”“性”等概念作了唯心主义的阐释，去迎合道光帝的胃口，就表现出他对程朱理学的真诚信仰，因此他被道光帝亲自从一等第三名拔擢为第二名。他的这一观点在《致刘孟容书》中作了纲领性的阐述：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中文字者也。能文而不知道者未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中文乎？……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人之行，以究求用心所在。……苟如道有所见，不物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后世。”[[6]《曾文正公书札》卷一]这件事也很能体现出家庭教育对曾国藩的影响。另外,曾国藩的家境也是促成他萌生经世思想的一个因素。从经济上看,曾国藩在为官以前,曾家只能算作中小地主。“曾国藩的祖父一生都率妻携子,勤于耕作。”[[7]马东玉.曾国藩本传.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50]从科考上看,曾家世代无人获取功名,是默默无闻的寒族。曾国藩出世时,祖孙三代连一个秀才都没有,可谓寒门冷籍。但曾家几代人,从其曾祖父起,都不甘于寒寂,一方面克勤克俭、吃苦耐劳,使家境逐步好转；另一方面,勉励子孙,刻苦读书。如果说经世之学是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具体化的话,那么早年的曾国藩在严格的家教下,苦读儒经,以求金榜提名、振兴门第的奋斗历程,从逻辑上应视为其经世实践的第一步。而这种早期实践内化到精神层面,对于曾国藩这位善于“内省”的人来说,就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胚胎。曾国藩的经世思想以开放务实的姿态，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的礼俗政教，集合诸子百家之长，另一方面吸纳西学之长技于其中，体现出“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的特色。他的经世思想充满着“卫道”和“创新”的双重变奏，其始终张扬的“守道”和“救时”意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在与异质文化系统相接触时，有排斥也有兼容。可以说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这片特殊的土壤中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曾国藩奏折中的经世特点分析奏折，是封建时代高级官员向朝廷、向国君呈报军政大事的政务文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历来为学者所看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曾国藩，一生居官数十年，封侯拜相，位极人臣，经历、参与甚至是影响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上奏折，不下数千。曾国藩的奏折中既有程朱理学的光明磊落之气，正人正己之志；又有申韩之说的严峻之感，刚正不屈之概；还有黄老思想的虚无为本之智，因循为用之术。曾国藩的奏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每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经世特点。首先，曾国藩前期的奏折的风格可以概括为忠戆迂直。这个时期指道光、咸丰之际曾国藩官居礼部侍郎之时，是曾国藩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此时的奏折体现出曾国藩已经能真正把能立能达、成己成物的为圣之功运用于政治实践，形成其政治哲学。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月，时年39岁的曾国藩升授礼部右侍郎，开始了他的奏折人生。1850年（道光三十年）4月，曾国藩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1851年（咸丰元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陈文宗看似具有敬慎、好古与虚静三种圣德，实际上是揭露了琐碎、文饰与自矜三种流弊，并且举出种种具体人事加以论证指实。文宗览奏大怒，“捽其摺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得左右大臣叩头求情，且以“主圣臣直”“愚戆”为其开脱[[8]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长沙：岳麓书社，1989.4]，文宗才罢休，但仍以长篇朱谕斥其“迂儒欠通”“语涉过激，未能持平”“仅见偏端，拘执太甚”[[9]曹耀湘.曾国藩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17-18]。曾国藩虽意在“尽忠报国”[[10]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6.212参考文献[1]张静.曾国藩文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2]成晓军.曾国藩家族.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3]成晓军.名人评曾国藩.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4]梁勤.曾国藩读书世界.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5]成晓军.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6]钱仲联主、涂小马选注点评.曾国藩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7]程蕾.从曾国藩遗嘱看老子思想精华.华夏文化.2003.(2）[8]成晓军.曾国藩总体评价十年述评.历史教学.1995.(6)[9]成晓军.新版曾国藩全集·奏稿的整理过程及其史料价值.近代史研究.1997.(6)[10]曹建英.试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湘潭师院学报.1994.(2)[11]赖力行.曾国藩与桐城古文理论的中兴.中国文学研究.2003.(1)[12]林岩.曾国藩的古文观.廊坊师院学报.2001.(1)[13]刘可.瑰玮奇丽气象峥嵘——曾国藩论文章风格.北京社会科学.1996.(2)[14]龙建春.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文学研究述要.辽宁师大学报.1996.(2)[15]马啸.曾国藩个人品格散论.江西教院学报.2002.(5)[16]王澎白.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1996.(2)]，但究其思想渊源，仍在理学。通篇弥漫着浓厚的理学气味。而曾国藩也同样要求文宗在即位之初，敬心修德，切实省察，一如理学们徒之正身克己，则显然过于书生之气。他本人事后反省，也自责“学道未深，过伤激直”。1852年（咸丰二年）1月，曾国藩上《备陈民间疾苦疏》，此奏折写于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备陈民间疾苦疏》开门见山地指出曾国藩的想法，“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直接指出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古时候的圣君名臣无不以民本为基。接着便列举了史实，“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乂安，能抚民也。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用历史说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接着列举了“钱贱银贵”“盗贼曾生”“冤狱太多”等三大“民苦”。他既道出了小民百姓的疾苦，又指出了官盗勾结的现实。这三大“民苦”涉及的是赋税、治安及司法三个方面：赋税太重，百姓已经不堪重荷，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这就意味着国家从根本上将失去稳重的基础；银子贵了，社会便乱了，盗贼蜂起的现象便由此产生，这往往是大乱的前兆；至于冤狱太多，是因为司法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源于政治的腐败，而同样历史反复证明，司法的不公，是政府失去民心的最大原因。曾国藩所列举的三大弊端则正是对王政的最大威胁，在他看来，此三劣不除，则民心不稳，民心不稳则为国之危！曾国藩就是用这样一个奏折告诉道光帝，希望清朝不能重蹈覆辙，“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以心修身，还只能算是一种人生哲学，而以礼治国，则是一种政治哲学。正是如此，曾国藩这个时期的奏折才显得有些戆直。 中期是指咸丰二年至七年(1852-1857)曾国藩在省办团、出省作战的那五六年。对付太平天国并不是一件省力的事情，期间曾国藩甚至还有“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的时刻。也许正是因为战争生活的缘故，即使是一介文人的曾国藩，这时期呈上的奏折也体现出的是一种锋芒毕露、凌厉操切的经世特点。1853年（咸丰三年）1月21日，43岁的曾国藩接帮办湖南团练旨，开始了他“文人作战”的生涯。曾国藩此期奏折之倔强，最显著的体现，是在咸丰三年抗旨拒绝援助鄂皖和咸丰七年伸手要官要权这两件事上。咸丰三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直至秋冬，太平军进攻湖北，省城危急，清廷于十月初迭下谕旨，急命曾国藩火速赴援。可曾国藩二十四日复奏，以敌军下窜、船炮未备为理由，不肯奉旨，并且辩白：“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十一月，太平军进逼安徽省会庐州，上谕急令曾国藩赴援解围。二十六日，曾国藩再次抗命，说“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咸丰帝览奏大怒，亲笔批曰：“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如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平？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已之右者，乃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奉到如此严刻之旨，乃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负气顶奏，一曰“兴办战船，昼夜催赶，尚不迟缓”；二曰“自湘至皖，沿途阻兵，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三曰“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并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璋、江忠源三臣之议论”；四曰“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表葸不前之罪”。通观此折，处处皆涉及顶撞、冒犯，“我皇上尚有未尽知者”一句，尤为大胆，上引四说，也都是反驳强辩之词。咸丰览奏，只好让步抚慰，还说“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当时，担任湖广总督与安徽巡抚的分别是吴文镕、江忠源。吴为其恩师，江为其挚友，但曾国藩忍心按兵不动，致使吴、江先后兵败自杀，作为省会的武昌、庐州也迭遭沦陷。但从战略上看，曾国藩这两次抗疏拒旨，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曾国藩后期奏折便日趋于老成练达。咸丰八年五月，清廷以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之保奏，谕令曾国藩夺情出山，率部支援浙江。半年来，曾国藩深刻反省了近年的所作所为，幡然悔悟，弃申韩之说而归黄老思想，观其《恭报起程日程摺》，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曾国藩晚年日益精细稳重，自述有“三不轻奏”之准则，即不轻奏谣传之言，不轻奏未定之事，不轻奏预计之说。待事情办有成效，这才轻松一奏，不但进退裕如，更显得从容不迫。如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摺》，将咸丰十一年创议办船，七八年来安庆、上海办厂造械造船，建成中国第一艘机器轮船，并已聘请洋人翻译科技书籍诸事，平平淡淡叙来，却对办事之艰难绝口不提，而将轮船之大小、性能、时速，机器局之规模、设施，译书之名目、数量，一一细述，对此项建设的重大意义，只用“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十字一笔点出。九月十七日上谕，却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 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中国第一号轮船造成。据称坚致灵便，可涉重洋，此后渐推渐精，即可续造暗轮大舰，并陈制器设厂及添建译馆各情形，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这表明，曾国藩的奏折艺术，已经臻于炉火纯青，与前期之锋芒毕露、志在必得、无所顾忌、不留后路相比，显然有高下之别。四、曾国藩经世文章的艺术分析中国古代素有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其基本特征是面向社会现实和着意实效。清代纪晓岚说，“古之圣贤，学期实用”“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其语可谓对这一传统的简明概括。根据这种思想范畴写成的文章即为清朝时期的经世文章，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他的文章多有经世特点。著名学者、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把曾国藩奏折称为“晚清天下第一奏折”，着实不虚也，也概括出了曾国藩奏折的价值。下面仅以曾国藩的奏折分析其经世文章的艺术特点。一是“反复琢磨”的语言艺术。恰当的语言表达是经世文章成功的重要方面。有一个流传甚广、常常被人记起的故事便是曾国藩对于“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的琢磨。据说，有一次湘军一位营官呈给曾国藩一份军情报告，报告中谈到一段时间来战争打得非常苦，是“屡战屡败”，曾国藩读到这里，细细思量之后，提笔将“战”和“败”两个字打了个倒勾。后来，曾国藩据此作奏折，便用了“屡败屡战”四个字。这样一来，虽然只不过是“战”和“败”的顺序变换了一下，但读起来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屡战屡败”固然是实事求是，但说“屡败屡战”又何尝不是实事求是？曾国藩曾说过：“奏折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辞，此皆圆融通达功夫。”曾国藩说的“圆融通达功夫”指的便是其奏折中的语言艺术，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人与人交往的重要工具，把握住语言的魅力，是事业成功的第一步。曾国藩还讲过关于奏折语言的妙语：“以悲情打动皇上，以屈己举荐部下”。虽然曾国藩率领湘军出生入死，但朝廷与皇上并不明白湘军所付出的辛劳，局外人总是觉得事情办起来很容易，局中人的艰辛一般都是高层决策者容易忽略的问题。而办大事，打战争，不取得皇上的同情、支持是不可能顺利的，写奏折本来就是一门“打动皇上”的艺术，而打动皇上最佳的办法就是以恰当的语言述出自己的“悲情”。举荐部下既是对部下奋不顾身的奖赏和感谢，曾国藩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语言屈己。在奏折中曾国藩常常将功劳归诸被举荐的部下，让皇上看了这样的人不举荐说不过去了。二是“因地制宜”的应对艺术。将不愿意做的事说得百分百地想做，把不成理由的理由说得十分充分，滴水不漏，将敷衍的态度说得恳切诚挚，这就是奏折的应对艺术。一个经典的案例便是曾国藩处理北上勤王矛盾时的一道奏折。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皇帝出逃，并令鲍超率军进京勤王，此时此刻曾国藩一万分不愿意分兵北上，但不奉旨勤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曾国藩接受李鸿章的建议，实行“按兵待旨”之计，即假装鲍超一军北上不足以勤王，只有从胡、曾二人中简派一人北上，方可奏效，于是上奏请示批准，实际上是借以拖延时间。曾国藩如此写道：“ 窃计自徽州到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两月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十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明明十分不情愿北上，却短短数语写出了自己迫切希望北上的心情：要么因为时间关系，鲍超北上不济，要么不能仅派鲍超，我等人岂能坐视？表现出一个奋勇争先的劲头来。要么退守江西，要么退守湖北，这恐怕都不是朝廷所愿意看到的。在朝廷看来，对待外夷再不济也可以谈判，打发一笔银子可以了事；对待内贼，可不就是银子可以解决的事，人家要的是皇帝的性命，看中的是皇帝的宝座。设想皇帝看了这道奏折，即便是谈判未成，也断不敢再诏曾、胡进京了。三是“突出功劳”的叙事艺术。将功劳隐于叙事之中，这是曾国藩奏折的一大艺术，也是一种最高的艺术境界。唐浩明先生说，曾国藩平生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就是打下南京后上奏的《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匪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后人说曾国藩做官是成功的，其实主要就是看到往往在关键时刻，曾国藩能做到高人一筹。克复南京，不可能不为这立下“天下第一功”的湘军将士们摆功。这道奏折最高明的也就在这里，“正是在客观的叙述和理智的分析中，时时处处、字里行间全是在为湘军为吉字营评功摆好”。而且让人看不到痕迹。如突出曾老九的前线指挥的首功形象，曾国藩只用了一句话：“曾国荃悬不赀之赏，严退后之诛。”此前尽是其他将领的功劳，最后这一句话，高明之处就在做一总领形象地突出了老九的总指挥形象。这道表功折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将此次战役进行了升华，即通过与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作对比，突出了此役是有清二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内战，因而它的胜利也自然是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样一来，就等于把这次胜利载入了史册。同时，曾国藩绝不会忘了朝廷、忘了皇帝，一定要替他们歌功颂德。所以他写道：“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这样将功劳算在咸丰头上，既歌颂了皇帝的盛德，又以示不忘旧恩，并非一味捧扬现在之主；表面对现在的当政者只是简单几句话“悉循旧章而加之”，结论却意义非凡，“蔚成中兴之业”，试想这是何等重大的功劳？这样的表扬文章读起来，谁会质疑它是在讨好？经世致用，是曾国藩受儒家传统影响而产生的思想。从中国文化的源流来看，它起源于孔子，能见“天下之功”“举而措之天下之民”“利用出入”，这就是经世之学。假如说孔子是经世之学的鼻祖，那么顾亭林就是经世之学的大宗。曾国藩读了顾亭林的大量著作，在《圣哲画像记》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曾国藩秉持“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的原则，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所作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为后世所称；而本文所提及的曾国藩的奏折现存两千余道，其中所折射出的写作艺术及经世思想影响颇大，对现今的报告类文体亦有可鉴之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