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提升利用外资效率的对策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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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宁波提升利用外资效率的对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宁波的经济增长、就业、税收、出口、促进产业升级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企业己经成为宁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金融危机及其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巨大变化，为中国利用外资带来了较大的变数。当前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大量的引进的外资给宁波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益，宁波利用外资的效率如何。“十二五规划”强调增强吸收外资的力度，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利用外资不仅应注重量的积累，更重要的是看外资的利用效率，如何实现利用外资由量到质的飞跃，是摆在面前的问题。可见研究利用外资效率是有现实意义的。我阅读了相关书籍和期刊文献，以了解当前学术界对于该方面的研究内容，以下是我的综述分析。1研究历史回顾1.1国外利用外资相关研究外资作用方面，有学者研究由FDI引起的经济效应。有学者指出，引入FDI的“溢出效应”后，资本的边际报酬在单个企业里虽然递减，但整个经济体却会得益十这种“正外部性”而推迟“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作用的时间，甚至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现象（Mankiw；Romer；Weil，1992）。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提出和发展，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了全新的评价。内生增长理论认为，FDI产生的许多“外部性”或者“溢出效应”会使国内公司受益，这样，FDI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投资”，它能通过影响投资对象国的技术进步，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影响（Barro等，1995）。在实证检验方面，国外学者对FDI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的检验主要以某国或若干国家的宏观数据为样本，从FDI的“资本属性”来探讨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有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FDI与投资对象国的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DeGregorio，1992）。有些学者研究的结论是，FDI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对象国自身的发展水平（Blomstrom，1994）。进一步研究发现在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投资对象国的开放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Kawai,1994）。也有学者5 发现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对象国的人力资本水平（Borensztein，1998）或者投资对象国的金融发展水平（Alfaro，2004)。上述研究总体上支持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也指出了FDI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微观层次的检验主要以某国或若干国家的企业或行业数据为样本，从FDI具有“多重属性”尤其是它的“溢出效应”来探讨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与程度与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有学者选用墨西哥1965-1985年的数据，检验了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目_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现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FDI存在溢出效应的结论(Blomstrom；Wolff，1989)。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FDI通过技术溢出促进当地产业技术进步的结论（Dimelis；Louri，2002)。需要指出的是，国外直接研究外资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的文献较少，就搜索到的文献而言，世界银行曾建立过一套指标体系，但却是用于对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进行衡量的。这套指标包括宏观经济管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二个方面。宏观经济管理包括两个指标:通货膨胀率和开放程度;基础设施采用的指标是，安装一部电话的等候时间和铺敷路面公路比例;人力资本使用的指标为，中学毕业的劳动力比例和可获得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WorldBank,1994)。这方面的文献较少，可能是由于研究FDI效应的多为发达国家的学者，因此较少站在东道国的角度来评价外资的正负效应。1.2国内利用外资相关研究国内外对利用外资的理论研究已有许久，虽有部分研究涉及利用外资的某个方面的效率，但整体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在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方面，有学者通过构建一个总投资的理论方程，利用1985-2003年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FDI与国内投资的挤入和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2年之前FDI显著地“挤入”了国内投资，1992年之后FDI则对我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薄文广，2006）。在创造就业方面，有学者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及其相关理论，利用1979-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我国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长期来看将带动我国就业增加5 0.13%。文章还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的短期波动及其调整机制（沙文兵；陶爱萍，2007）。在技术进步方面，有学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工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工业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原因（陈国宏，2000)。在FDI的贸易效应方面，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外国直接投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使我国的技术结构升级，提高了我国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了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蔡锐；刘泉，2004)。在产业结构效应方面，有学者根据我国1983-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Engle-Granger协整关系检验，得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产业结构效应，但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动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不存在的结论。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贡献最大，对第一和第二产业的贡献次之（李雪，2005)。关于利用外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最早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利用外资效率的方法就是比较FDI流入的绝对值，该方法忽视了不同省市经济规模的差异。存在很大的片面性。随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开始采用外国直接投资业绩指数和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两项指标，描述不和评价各国吸引FDI的现状和前景。采用业绩指数的计量方式，消除了经济规模不同的影响。国内有学者利用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两个指标首先对我国31个省市1995和2001年利用FDI的效率进行了计算和排序，然后对各个省市的潜力指数进行比较研究与分析，根据各个省市利用FDI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值建立利用FDI业绩与潜力指数分布图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各个省市的区位比较优势不同，各个地区应该了解本区位的优势和劣势，吸引适合自己投资环境的FDI（葛顺奇；郑小洁，2004)。目前，也有一些学者对利用外资的效率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有学者基于外资利用规模和结构两个方而，选取7个考核指标:外资投资项目规模、利用方式、投向产业、吸收就业、企业类型、地区流向和来源地域，遵照循序渐进和综合协调发展的原则，构建外资利用效率评估模型——Oa模型，对我国外资利用效率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王细芳；冯凯，2006）。还有学者认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发展中国家克服资金和技术“瓶颈”、加快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以1996-2005年的统计数据，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社会福利二个层面对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率进行分析评估，并以7个利用外资最多的省市为样本，采取比较研究方法，探讨利用外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得出的结论是: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并不如我们想像的大，即FDI的绩效并不如我们想像的大（许佩倩，2006）。5 2研究现状分析基于以上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对于外资效率的研究已经展开，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研究，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定量分析利用外资效率方面的研究比较匮乏。过去，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利用外资效率的方法就是比较FDI流入的绝对值，该方法忽视了不同省市经济规模的差异。随后开始采用外国直接投资业绩指数和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指数两项指标，描述和评价各国吸引FDI的现状和前景。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开始从国家和地区的角度整体上定量分析利用外资的效率。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就某个城市利用外资问题上的研究却很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国内利用外资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普遍存在。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宁波利用外资的效率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希望为宁波提升利用外资效率提供一些借鉴。参考文献[1]MankiwNG,RomerDandWeilDN.:AContributiontotheEmpiricsofEconomicGrowth[J].JoumrzalofEcorzomlcs,1992(107).[2]Barro,R.andX.Sala-i-Martin.EconomicGrowth[M].NewYork:McGraw-Hill,1995.[3]DeGregorio.EconomicGrowthinLatinAmerica[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992(12).[4]Blomstrom,M.Lipsey,RE.andZejan,M.WhatExplains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J].NBERDiscussionPaper,1994(24).[5]Kawai,H.InternationalComparativeAnalysisEconomicofGrowth:TradeLiberationandProductivity[J].DevelopingEconomies,1992(7).[6]BorenszteinEdnardo,Josede-GregorioandJong-WhaLee.HowDoesForeignDirectInvestmentAffectEconomicGrowth?[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8(8).[7]AlfaroLaura&ChandaAreendam&Kalemli-OzcanSebnem&SavekSelin.FDIandEconomicGrowth:theRoleofLocalFinancialMarke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2(11).[8]Blomstrom,M.andE.Wolf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andProductivityConvergenceinMexico[J].NBERWorkingPaper,1989(21).[9]Dimelis,S.andLouri,H.ForeignOwnershipandProductionEfficiency:AQuantileRegressionAnalysis[J].OxfordEconomicPapers,2002(54).[10]薄文广.FDI挤入或挤出了中国的国内投资么?——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与检验[J].财经论丛,2006(1).5 [11]沙文兵，陶爱萍.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基于协整理论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07(4).[12]陈国宏.我国工业利用外资技术进步关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3]蔡锐,刘泉.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J].世界经济研究,2004(8).[14]李雪.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15]葛顺奇，郑小洁.中国31个省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2004(1).[16]王细芳，冯凯.我国外资利用效率——基于Oa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1).[17]许佩倩.我国利用外资的绩效评价及区域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