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一个瑞典人对中国学界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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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本汉：一个瑞典人对中国学界的重大影响张楚  高国庆    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1889—1978年)不仅是19世纪以来瑞典最杰出的学者，也是西方世界最优秀的汉学家。高本汉以毕生精力研治中国文化，尤其致力于汉语音韵训话的探究。他花费数十年时间，根据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以及日本、越南、朝鲜诸国语言中汉语借词的译音，重新构拟了以唐代长安方言为基础的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他的科学方法和思想观念对同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马悦然的考证，高本汉于1910年2月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太原等地学习两年。他操着当地口音，穿着中国普通读书人的服

2、装，带著仆人和一匹马，访问了北京和太原周围的大部分村镇。他不仅搜集各种方言资料，还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报道寄回瑞典,发表在《每日新闻》上。这可能是瑞典报纸最早的关于中国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的直接报道。在这两年当中，高本汉为音韵学研究的课题搜集了24种方言材料(后来增加到33种)，这为他后来从事音韵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初，高本汉回到瑞典，在母校乌普萨拉大学准备他的毕业论文。5月20日,他被授予硕士学位。次日，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成为重新构拟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被汉学界公认为19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

3、伟著作。    1812年，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在《答江晋三论韵书》中问江有诰：“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然而精于审音的江有诰未能回答段玉裁的问题。在缺乏语音学知识和方言学知识的背景下，汉语音韵学在清儒手里达到顶峰之后，走进了困境。20世纪初，章太炎发表《国故论衡·二十三部音准》，虽然讨论了古音的音值，由于没有音标的辅助，仍然没有讲清楚。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的古音学研究一直在考据的范围内“前修未密，后出转精”，难以跳出这个困境。正如王力所说，“只有运用西方语言学的重建方法，才能把古音构拟出来。”而西方语言学的重建方法正是

4、伴随着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进入中国的。    《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共4卷，898页。其中1-388页为博士论文。第一卷（1-316页）1915年出版；第二卷（317-468页）1916年出版；第三卷（469-700页）1919年出版；第四卷（701-898页）1926年出版。这一考证与法文单行本第一版（即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 Vol.15）、中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北京刊行版、周斌武（1987）所表述的各卷发表时间均一致。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原为法文版。它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翻译成中文于1940年在上海出版后，才为

5、广大中国学者所了解和接受。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位学者翻译、介绍、讲解、讨论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了。    1941年魏建功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一部影响现代中国语文学的著作的译本读后记》中说，他很早就从钱玄同先生那里知道了高本汉的著作及其主要内容。“钱玄同先生讲音韵学，可算是最先用语言学的理论的一个人。按照魏建功先生的回忆，1919年，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版前三卷出版完毕，随即送了一部给钱玄同先生。钱先生从原书里把高氏的《广韵》韵类构拟的音值抽录出来和国音系统一同亲自手写油印，在北京大学讲，自然又加了他自己的意见讨论过一番。”1923年7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

6、刊登徐炳昶的译文《对于“死”“时”“主”“书”诸字母内韵母之研究》，就是由钱玄同先生决定选译的。从徐炳昶的经历与时间来看，很可能徐炳昶在法国留学期间就读到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    1923年，林语堂在《〈答马斯贝啰论切韵之音〉跋》中说，“我两年前读此书（即高氏《中国音韵学研究》），于许多点上大起疑惑，现在见此篇原著，知道珂君（珂罗倔伦，Bernhard·Karlgren的另一中文译名，下同。）于所有构定可疑之处多已改良，不禁为此而喜。因为照现在情形，很可以做到专家同意的境地。此篇实是珂君著述中的重要者。”从林语堂的话中我们可知，他在1921年就读到了高氏的著作。1921

7、至1923之间，高本汉对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进行过修订。这恰在马伯乐于1920年发表《唐代长安方言》一文之后。高本汉采纳了马伯乐的部分意见，将《中国音韵学研究》修订后印成单行本，1926年出版。这修订应该就是高本汉于1922年在《通报》上发表的《中古汉语的构拟》，即林语堂翻译的《答马斯贝啰论切韵之音》。    钱玄同先生不但在他开设的音韵学课上讲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还根据高本汉的研究将《广韵》的韵类和所构拟的音值列成一表，把高氏所用音标改为国际音标。这张表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