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两汉时期的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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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章　两汉时期的语言研究一、“小学”的形成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封建社会里一直被称为“小学”，“小学”之名就是从汉代开始使用的。《汉书·艺文志》所列“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基本上是《史籀篇》一类识字课本。《史籀篇》、《苍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可算是识字课本，而《训纂》、《苍颉传》、扬雄的《苍颉训纂》、杜林的《苍颉训纂》、《苍颉故》等则是带有注释内容的识字课本，兼有文字和训诂两方面的价值。而就汉代语言研究的实际内容来看，“小学”三门之中，文字学、训诂学都是成绩斐然的，只有音韵学尚处在萌芽状态。汉代是“小学”的创立期，也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创立期。因为：其一

2、，产生了许多语言学家，如扬雄、许慎、郑玄等。其二，产生了许多自成体系的语言学著作，如《方言》、《说文解字》等。其三，有了初步的研究文字和词汇的条例或理论，如“六书”、声训等。其四，有了稳定的研究对象。汉代语言学研究范围较广，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就实际研究内容和范围而言，两汉时期的语言学已全面涉及文字的形、音、义问题，文字研究、词汇研究、方言研究、虚词研究、语源研究都已展开并取得较大成绩。二、汉代语言研究发达的原因1、语言和文字本身的原因战国时人们已不能完全读懂古代文献，汉代尤甚，训诂学因由生。清陈澧说：“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相隔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

3、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东塾读书记》）文字方面，由于先秦典籍在秦代遭焚毁，汉初经师传授古籍全靠口授。后人所抄的先秦典籍，已经不是原来的古文字，而是当时通行的隶书。这种用隶书书写的经文就是“今文经”。由于师承和抄写记录的不同，同样一部经书在文字上可能有所不同，这是“异文”。汉武帝时，在“孔壁”和民间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篆文书写的文献，这是“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异文异字现象非常普遍，而由于时代久远，古代文献的错简脱简现象也普遍存在。因此，必须对经典中的文字进行研究、整理和解释。2、是经学的需要。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

4、学成为官学。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董仲舒《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的讲习方式是口耳相授，各有师承，家法极严，一般只学一部经典，只接受前代经师的学说。这样，尽管他们也接触到训诂问题，但在语言研究上却没取得什么成绩。古文经学起初只在民间私学中传授和发展。东汉时，古文经学得势，并最终取得压倒今文经学的胜利。今文经学繁琐庞杂，穿凿附会，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谶纬（chènwěi两汉时期一种把经学神学化的学说）成分。古文经学学风比较朴实，重视名物训诂，以考据求实为其特色。古文经学派一开始便遇到文字方面的问题。《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

5、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这就需要转写。要转写就得比较不同时代的文字，自然也要对照文字的形、音、义来进行考察和研究。古文经学派在开始时没有一定的师承，为了通经，就必须把语言文字的研究放在首要的位置。王国维说：“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东汉时，一些著名的经学家如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兼习今古文

6、，通过比较研究，择善而从。3、先期积累与社会提倡。先秦时期已有的成果为汉代语言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线索。像扬雄的《苍颉训纂》和杜林的《苍颉训纂》就是直接在《苍颉篇》的基础上进行字词研究的。《尔雅》虽然完成于西汉，其由来则颇为长久，可能是从春秋历战国而至汉初，汇集各种故训资料而成书。汉初甚至把识字多少和用字规范与否作为升官的条件和处罚的依据，《汉书·艺文志》有“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的记载。识字在汉初是取士的重要标准，而文字错讹者要受到法律惩罚。这些行政、法律措施对当时的文字训诂研究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三、汉代

7、语言研究的特点汉代的语言研究以训诂为主要特点。1、大量传注出现。我国大规模注解古书的工作开始于汉代，而重点又在儒家的经典方面。“秦以前的许多典籍传到汉代，由于种种原因(如语言的发展，口授和传抄的错误等)，汉代人已经不能完全读懂；于是有一些人专门为这些古书做注解，像毛亨、孔安国、马融、郑玄等，都是著名的注解家。郑玄对先秦的经书，像《周易》、《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等书，都曾做过注解”（王力《古代汉语》）。为儒家经典作注解，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经学发展的需要。汉人传注中，以毛亨所写、毛苌所传的《毛诗故训传》和郑玄的《毛诗笺》、《仪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