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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年9月浙 江 教 育 学 院 学 报September2003第5期JOURNALOFZHEJIANGEDUCATIONINSTITUTENo15试论金庸、余秋雨和王朔创作的文学价值孔小炯(浙江教育学院人文分院,浙江杭州310012) 摘 要:金庸、余秋雨和王朔的创作虽然显示了不同的创作倾向,但都具有媚的品格和受众面广大、超越一般通俗文学趣味的特点;三人的创作无法简单地归之于高雅艺术或大众文化,而且在今天区分三人创作的雅俗已经失去意义,应该重视的是他们这类当代的大众性创作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关键词:大众文化
2、;媚俗;历史进步性中图分类号:I206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574(2003)05-0016-06一上世纪末以来,金庸、余秋雨和王朔在中国文坛上声名鸹噪,屡屡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对于他们三人的创作,众多的分析和批评褒贬不一,甚至趋于极端;此外三位作家间也不无攻忤之词,虽说金庸素秉长者的宽容之态,余秋雨常忙于行旅而言他,可气盛的王朔,对于金庸和余秋雨即使不算是恶语相向,也是不屑之态溢于言表。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是:三位作家的创作真的那样的蕴涵复杂、雅俗莫明吗?二如果比较一下金庸、余秋雨和王朔的创作,我们
3、可以发现,除了文类的不同外,他们的创作确实各有自己的特色。在三人中,王朔早期的言情小说和犯罪题材的小说是以取材的市民化、语言的口语化在当时独树一帜的,其后产生较大影响的“顽主”系列,如《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更是以谐谑调侃的方式表现了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他在这些小说中把生活在社会和思想文化边缘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甚至英雄,对知识分子的迂腐清高、自以为是等劣根性予以挖苦与嘲弄,而且还以幽默生动的市井和轻松调侃的文风,对精英文化的凝重优雅形成美学意义上的冲击。王朔小说表现出了他对社会精英及其精神传统的
4、反叛和颠覆。他自己也标榜他的创作“躲避崇高”“我天生就是一个俗人”。,“王朔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80年代中期以来,新时期文学在文学观念、价 收稿日期:2003-07-25 作者简介:孔小炯(1954-),男,浙江杭州人,浙江教育学院人文分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1995-2003TsinghuaTongfangOpticalDiscCo.,Ltd.Allrightsreserved.第5期孔小炯:试论金庸、余秋雨和王朔创作的文学价值17值取向和审美方式等方面从当代文学大一统的格局中产生了一种真正意
5、义上的分化。它们对当代文学的主题、人物典型、美学范式、传统价值观、叙事方式等因素都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反叛。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说创作更由形式本体转向对文学意识形态、文学价值观念即所谓意义的全面消解。文学的商品化完成了对文学曾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的消解,使文学从社会政治的中心转移到边缘。王朔的创作就是这种全面消解的典型体现。可以说,王朔是以叛逆的姿态出现,从另类的角度透露了时代的要求—对主流文学,尤其是其表现的主流意识进行的反拨,体现了中国当代社会中个人主义和个性的泛滥、自觉的边缘化以及工具主义理性的要求等等
6、。作为一个对当代文学中流行的“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消解最彻底的作家,王朔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从平民的价值立场,叙述这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的生活,将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示给我们;他写作的基本姿态是反讽,颠覆意识形态话语,揭示其荒谬性,将人们拉回到现实面前。与王朔不同,金庸和余秋雨的创作并没有试图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而特立独行。余秋雨的散文,无论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还是《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出版时都成为文化界、读书界乃至广大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余秋雨的散文属于所
7、谓的“大文化散文”。这种“大散文”具有突出的社会忧患意识,思考的往往是现实矛盾、人生苦难、历史悲歌、社会反常和人性扭曲等问题,而不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莺歌燕舞之类的“甜美东西”。于是我们在余秋雨的“大散文”中看到他或是在探索中华民族的灵魂构成、历史负荷和精神走向,探索生命、生存的奥秘,体现出一种冷峻的理性思维;或是在理性地剖析一个个历史难题和文化现象,讨论它们与时代、政治的关系。由于余秋雨散文创作的理性追求与努力契合了世纪末人们对文化关怀的需求,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所以获得了社会舆论和读者的广泛认可。至于金庸
8、,以其为数不多的新派武侠小说获得了读者的极大欢迎,90年代以来更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学院派的那些教授学者或在最高学府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或在二十世纪小说作家排列中将金庸排名第四,列于茅盾等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前(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先生所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此后,金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