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之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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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热之喜与忧国学热之喜与忧刘笑敢“国学”热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仍在延续。这种现象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扫荡、批判、厌恶传统文化的潮流正在消退，忧的是国学的复兴与当年对传统文化的无情唾弃一样掺合着许多非理性、非学术、非文化的决定因素。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教书，一位深圳来的研究生听了我的课以后说，我的课让她改变了对儒学和道家的看法，她们那一代一听道家就是消极、一听儒家就是迂腐。她的说法与我的经历、观察和感受是一致的：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的主流是听传统则藐之，说儒道则拒之，在大陆尤其如此（有调查发现，民众对儒家伦理的认同程

2、度与教育程度高低成反比，见本期“学思录”）。近十年有了很大变化。尽管有刘梦溪这样的先生呼吁“国学缓行”，国学发展的趋势仍然不可阻挡。以国学命名的刊物、书籍、机构越来越多。一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一个通识课，班上多数同学来自内地，我问大家是否赞成国学热，是否同意复兴传统文化，举手赞成者是大多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难料。然而，据我观察，这些孩子与他们的父兄辈的不同，不是因为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而是因为中国走出了弱国悲愤的阴影，于是多了些对国族的自信和自豪。然而，他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念受传统文化之实际影响

3、却更苍白，更虚弱。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是取决于他们对民族传统的了解和热爱，而是取决于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消长。这与近百年来反传统思潮之起因和基础是一样的。所谓国学之命运的变化不是儒释道自身内容的变化，而是政治经济变迁的副产品。严肃的、有使命感的研究者，不应轻易为此而弹冠相庆。在国学热中，学者的头脑不应该发热。不应该满足于弘扬和提倡，而需要作严肃的、深入的学术研究，需要对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作冷静的、深入的、非个人功利的研究、开掘、批判、扬弃与更新。严肃的学术研究和个人生命的体验与信仰可以并行，但是不应混同或相互替

4、代。以注释或诠释代替严肃的、历史的客观性研究，又以诠释代替严肃的、立足于当代的哲学探讨和理论创造，这正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不足之处。不认识、弥补和修正这种不足，传统就很难真正转化为现代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有生命力的百姓人伦日用的价值源泉。这是本刊同仁历来重视的课题，希望有志者利用本刊之园地共同探讨所谓国学提升与更新之道。中国文化的命运是很多前辈先贤终身关切护卫的对象。半个世纪以前，钱穆及唐君毅等人在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际，在孤岛3国学热之喜与忧创办了新亚书院，为中华文化延续命脉。唐君毅更是新亚书院哲学系和香港中文大

5、学哲学系的创办人。今年是他的冥诞百年纪念。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校友会发起为唐君毅先生雕铸铜像。余英时先生应邀撰写的碑文，是难得的一篇好文字。新一代国学中人，会写典雅碑文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本期仍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两种定向”为主题，为便于一般读者理解，我们从俗沿袭了“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说法。当然这种用法既非历史原意，更是歧义百出。本辑一些文章的用法，多将比较准确的注释或解释当作“我注六经”，将不准确的或曰创造性的解说当作“六经注我”。陈鼓应先生更将二者纳入王弼“得意忘言”的说法之下，但认为“得意忘言”的随意性

6、会过度膨胀，因而特别提出要用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来梳理学派与思想间的关系。他重点讨论了文化的孔子与哲学的老子、《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以及《太极图说》与道家的源流关系。陈先生是老庄之学的前辈巨擘。他的观点不断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但陈先生的文章持之有故，因而其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是值得重视和讨论的，不能仅以奇谈怪论目之。不同观点在事实与材料的基础上分析、论辩是接近真相、寻求突破的必由之途，也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准的不二法门。拒绝论辩，也就等于拒绝提高。笔者的文章直接讨论两种定向问题，但首先梳理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7、之说的原意及其在古代和当代的历史演变，提出“庄子注郭象”和“郭象注庄子”更能体现学术界对于不同诠释和研究方法的区分与概括。两种定向的理论强调区别客观的、历史的、学术的研究取向和主观的、当下的、创构的思想取向。论者常问：两种定向难道不能结合吗？答曰：没有区分，只会混淆；必有区别，而后方可言分合之际。没有两种定向的自觉意识，所谓结合就是主客纠缠，古今混战。文学艺术之创作或可以融古今主客为一体，严肃的学术研究则绝对不可。正如某人或可不自觉地将武术动作带入芭蕾舞，其结果或新或怪，或成或败，但无论如何不能将不同行当的混淆当作

8、芭蕾舞艺术之正途。本期有四篇文章就《老子》及道教经典之注解和讲解来讨论有关诠释中的误解或发挥的现象。尹志华的文章是通论和概述，展示了在诠释活动中“借题发挥”和“忠于文本”两种取向之间的紧张，强调诠释者的自由度不是无限的。陈丽桂的文章通过承袭与创造两方面分疏《淮南子》对老子思想的阐释和发挥，指出刘安及其宾客转化了老子原意，将其作了创造性转化，而这样做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