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航运史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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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峡航运史述略09-06-17作者：  编辑：校方人员赵冬菊摘要:三峡航运始于新石器时代。巴人参加武王伐封之际，独木舟已被舫替代。春秋战国时期，巴、蜀、楚、秦等都利用和开发过三峡航运。秦汉间，三峡成为川盐粮运输的主干线。三国时期，三峡造船业空前发展。唐宋时期，三峡航运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干道。元明之际，三峡航运又成为移民的主渠道。清代则对三峡航运加以了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近现代时期，三峡航运在社会生活和民族战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根据考古资料，三峡航运始于新石器时代。这时，不仅有“巴蜀先民开始在这里从事舟揖船筏的活动

2、”[1]，而且出现了防护行船安全的设备——石锚[2]、只不过这时的航运都是短程的，规模不大。到了夏商或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巴、蜀、楚等先民在三峡地区的不断活跃，且巴人在选举首领时，还要以浮舟、掷剑的水平高低来决定首领的当选与否，从而促进了航运的发展。据南朝范晔《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同时，由于巴、楚数相攻伐，在楚的紧逼下，巴人又沿三峡向西迁徙，“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3

3、]，到了“先王墓多”的枳(今涪陵)，后在川东一带定居下来。1989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万县高梁村发现的一件虎钮钅享于上有“船形符号”，船上有鸟状神树，船头高翘，设有望楼，并有“建鼓”和“茅旗”，表明“巴蜀水上居民(夷)用船交通与捕鱼，用船作战与祭祀，死后又用船为棺(也可能以舟为居)”[4]。可见，三峡之水、之船对巴人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华阳国志》载:“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解，浮江伐楚”。在巴人参加武王伐封之际，“长江水系又进一步发展，重要标志是

4、:独木舟已被舫替代，水上运载工具获得更新”[5]，给巴人的活动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当时的秦国、楚国等也利用了三峡的水利之便。公元前316-277年，秦军四次从巴蜀出发，顺江东下，由水路讨伐楚国。楚国由于在初期阶段的经济文化落后，被称为“荆蛮”。于是，楚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在后来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舟师，以“西通巴蜀，与秦国抗衡”[6]。同时，楚国还视三峡为重要的交通航运线至西南。他们“循川江线路，经夔巫而达枳与渝，再经汉之僰道、以达南中”[7]。可见，巴、蜀、楚、秦等先民都充分利用了三峡水运的优越条件。不仅

5、如此，他们还开发了三峡。《水经注》卷33载:“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山峡通水”，《华阳国志·蜀志》亦载:“开明，……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浇尧舜禅让之义”。蜀国开发三峡，是为了使长江在三峡畅通无阻，顺水东流，船能行走，目的是便于作战。因此，当时开发三峡的目的，可能主要就是战争的需要。其次是为了民族的迁徙和生活的定居开辟道路，袁庭栋著《巴蜀文化》中说:“古代的巴蜀很早就有了鱼凫氏、开明氏的大规模西迁”。到了战国，自“秦白起火烧夷陵之后，使西通巴蜀的天险三峡门户逐渐被敲开”[8]，三峡进一步走向开放。《战国策·楚

6、策》载，张仪在向楚王分析秦朝在巴蜀备战的情况时说:“秦西有巴蜀，方船载粟，起于汶山，至郢三千余里，不费马汗之劳”。可见，战国时期的三峡航运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有了一定规模。到了秦代，秦朝十分重视三峡的航运事业，秦始皇还亲临三峡。据清人梁启超考释秦始皇第五次出巡线路，“舟行最多，盖由巴乐循江而下……”[9]。到了东汉，由于中央对经济的高度重视，四川的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三峡的盐业也因此得到了开发和利用，其盐运主要依靠三峡航运运出。“汉代巫县盐官所辖区井盐顺江东下”[10]。同时，四川的粮食除了自给外，也通过三峡运出，以

7、支援粮食生产不足的地区。从四川运粮，三峡是漕运首先经过的航道。西汉元鼎二年，武帝刘彻两次下诏运粮，一次是山东发生黄河水、患，令巴蜀运粮顺三峡出江经漕运转运至江淮赈灾。一次是江南遭涝灾，又从巴蜀运粮出三峡，至江南”[11]。其它如四川的“铁、茶、布、竹、木、漆器、枸酱等，还运到南海与外国商人交换珠宝、象牙和犀角等，其航线便是顺长江出三峡人湘水经灵渠进离水，然后人珠江到达南海郡(今广州)”[12]。三国时，三峡航运更是迅速发展，其造船业在西汉的基础上空前发展，“楼船、蒙冲、斗舰和走舸等各类战船均经改制”[13]，增强了稳

8、性，也增加了重量。同时，由于这个时期战争的频繁，往来于三峡地区的移民也增多。东汉末年，南阳、三辅流民数万家避乱入蜀[14]，其中，南阳流民就是经三峡入蜀的。建安19年，诸葛亮、刘备、赵云率荆兵万人经三峡入蜀[15]。西晋灭吴的时候，晋军起兵成都，顺江东下，摧毁吴军在三峡的拦江铁链，进入长江三峡，“兵不血刃……威逼建业、吴军望旗而降”[16]。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