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我国村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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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我国村落转型刘伟新中国建立60年以来，我国的广大村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转型。这一系列转型是在近代以来我国村落演变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其背后，更呈现着新中国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历程。现代国家建构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意，其对社会变迁的支配性影响，在村落转型的相关探讨中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要完成现代化，国家建构对村落的影响不仅是根本性的也是全方位的，村落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国家建构的一个结果。回顾历史特别是过去的60年，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我国村落转型的内在逻辑，既可以加深对我国已有农村政策的理解

2、，更可以审慎地展望乡村治理的未来。一    现代国家建构主要有两大理论渊源，其一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其二是美国的政治学家蒂利（CharlesTilly）。这两位学者是现代国家建构方面最具原创性也最具系统性的思想家。虽然在他们之前，西方某些经典作家也对现代国家作过一些论述，如韦伯对科层制、理性化以及权威类型均作过经典分析，但现代国家作为强有力的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进而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普遍蔓延，从学术影响上看，最应该被提及的或许就是吉登斯和蒂利。尤其是对国内的理论界而言，对这两位学者作品的翻译不仅比较充分，讨论也比较频繁和深入，直

3、接影响到人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学术分析。在吉登斯的分析中，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民族国家权力从以往暴力的明显使用转变为行政权力的普遍运用，行政权力漫布全社会，打破了原有地方性社区的界限，形成了对人的全面规管。在国家的普遍性规范、行政监控、工业管理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下，社会演变为公民社会，而以往较为独立的地方性社区也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政治机构的延伸，政治权力的扩张，行政管理范围的史无前例，政治整合社会的强化趋势，都是现代国家的关键面向。而在蒂利的分析中，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不同步的阶段，“

4、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分化、官僚化、渗透性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并同时不断扩大财源；“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欧洲国家的国家形成普遍先于民族形成，但两者对现代国家的建构都不可或缺。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虽有起点上的时差，但最终会交织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支撑起现代国家的最终形成。可以看出，现代国家建设理论所阐释的问题一方面具有普遍性；但另一方面，该理论主要是立足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因而在适用于中国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限。

5、不可否认，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的基本政治样式。现代国家也即民族国家是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共同趋向。同时，现代国家所具备的诸多基本特征也具有普遍性，如具有明确的疆界、统一性的官僚机构、普遍的规则适用和强大的行政渗透性等方面，都是一个成型或成熟的现代国家所必备的。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具有独特性，一方面，中国很早就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拥有发达的针对社会治理的官僚系统；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面对的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农业社会。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在赶超的压力下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完成国家权力的集中，国家机构的延伸和规则的普遍适用，更要完成国家权力

6、对社会的全面改造，进而有效提取现代化建设的各种资源。同时，当现代国家建构进展到一定的阶段，国家权力对社会又会采取新的治理对策，帮助社会获得发展，从而获得国家建构和社会建构的有机统一。这尤其体现在近代以来的国家与村落关系上。二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特征是，在一个全国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存在着两类治理区域，一类是以村落为主要构成单位的乡村，一类是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城镇，但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以农立国，国家的治理基础却在乡村。传统的正式国家机构只延伸到县，县以下则主要是乡绅为主的宗法治理，黄宗智将其称为“非正式治理”。在村落内部，基于血缘和地

7、缘形成相对自足的社会系统。而村落之间缺乏有机的关联。整个国家从外部通过文化符号整合村落，从内部则通过征兵、征粮、科举和诉讼等渠道保持着与村落的简单沟通。但总体上看，国家对村落的日常介入相对较少，国家权力对村落的直接治理和规范也相对薄弱。村落由此具备一定的自主性，能够基于自身的系统解决其面临的公共问题。近代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我国的中央集权体系逐渐崩解，乡村社会的发展由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劣环境。这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必须进行现代国家的有效建构，村落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历着“身不由己”的变迁，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日常范畴。从短暂的清末立宪，到民国时期的各种国

8、家建构举措，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对村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