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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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摘要]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在“文革”十年受到重灾鲁迅研究长期孤立地进行，没有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不出鲁迅研究具有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重建的整体联系的意义。鲁迅立人思想的启蒙性、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和整个现代文学影响的整体性和根基性、他的杂文显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倾向的文学批评对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都要求将鲁迅研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中进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尤其应关注他一生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文学的深刻联系。这是以往研究界忽略的方面。[关键词]鲁迅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文学批评文学翻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在深化鲁迅研究的同时，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这里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二是怎样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首先，时至今日我们认识中的鲁迅还没有“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我们的鲁迅研究还不是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的认识发展起来的，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还不是一种水乳交融、一害两伤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鲁迅观更是通过独立性的鲁迅研究建立起来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文革”十年是一个重灾区，几乎只剩下一个鲁迅可以研究。这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限制我们客观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重的意识形态的“结”如何攀援在我们对鲁迅的认识上，不改变我们对鲁迅的认识，其他现代作家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几乎无法得到展开和深入。比如1980年后重新开始的鲁迅研究首先在“阿Q革命”问题上获得认识上的突破，独立性的鲁迅研究进一步提出了鲁迅的“立人”思想，这解放了中国现代文学，而使我们能够客观地认识郁达夫、沈从文在现代文学中的价值，也使我们能够展开对巴、老、曹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为我们接受的。我们通过夏志清的研究认识到张爱玲、钱锺书不可忽视的价值。这时候大量的中国现代作家的独立性研究与鲁迅研究之间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整体上的一个新局面更是通过鲁迅研究带动的。鲁迅研究出现的丰厚成果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整体上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感应与联系，有一种休戚相关、相得益彰、相濡以沫的关系。但是，这种统一和关系今日已经很难看到了。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更强调独立性的鲁迅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基础上，并没有把研究向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广泛延伸，没有在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独立性的鲁迅研究难免存在着封闭性，比其他现代作家的独立性研究的自我封闭性表现得更突出。这有研究方法上的原因，与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在微观层面深化的同时缺乏宏观视野，以及把鲁迅与其他现代作家有机融会在一起的整体思维能力不足直接相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之间在整体上愈来愈相游离:一方面，鲁迅研究高悬着，没有深扎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另一方面， 研究周作人、废名、林语堂、施蛰存的学者，研究学衡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学者，程度不同地滋生了一种“鲁迅恐惧症”。有学者提出只有通过质疑以至否定鲁迅才可能带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国外有学者甚至说中国有一个“鲁迅党”，抑制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这种认识根源于我们思维方式上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即不敢正视鲁迅与一些作家或文学派别的矛盾和差异，把这种历史形式上的矛盾和差异为根本内容上的对立，似乎肯定了曾经相对立和冲突的一方特有的价值，就必然带来自己这一方研究意义的贬值。为鲁迅研究划定人为的界限，或者反过来，把鲁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雷池，视为研究其他现代作家的大忌，而截然对立起来，这是与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关系相悖的。鲁迅的价值和意义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体现出来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位作家像鲁迅那样与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上的认识和基本评价有这样深刻的联系。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或者抹杀其他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曹禺这个作家很了不起，他那么年轻就写出了《雷雨》，后来又创作出《日出》、《原野》和《北京人》，但他影响的仅仅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发展极不充分的话剧，不仅他后来的话剧始终没有超越《雷雨》、《日出》奠定的高度，而且1951年他自己首先就把两剧否定了，他的思想连自己最优秀的剧作都没有撑住，不要说撑起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了。郭沫若青春期写出的《女神》奠定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基础，但他却是通过否定或者转换自己更适合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而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更大影响的。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优秀的小品散文作家，但他的思想和创作能撑起整个现代文学吗?《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号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的夏志清教授访谈录。夏志清把张爱玲的《金琐记》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把钱锺书称为自吴敬梓之后最为杰出的讽刺小说家。这是他个人的偏爱和选择，充分体现他这一认识的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曾经起到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但是，他给予更高评价的张爱玲和钱锺书，无论如何是撑不起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上，我们更是通过鲁迅研究，认识到张爱玲、钱锺书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到价值和意义的。但是，夏志清却通过贬低鲁迅来提升这两位作家无可企及的地位，这分裂了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的对立意识，并且把这种对立绝对化，难以使西方学者真正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立价值和意义。鲁迅与曹禺、郭沫若以及张爱玲、钱锺书的情况，显然是不同的。有的学者说，鲁迅不就是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这三部小说集吗，此外他还有一些散文，他影响的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说和散文，他的杂文难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中。首先，鲁迅不多的短篇小说与沈从文、茅盾更多的小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沈从文小说的贡献，是对一种有生命力的小说类型的创造，他直接影响了一些小说家，就此而言，他甚至比不上茅盾创造的与他迥然有别的小说形式影响了更多小说家的创作。鲁迅小说与沈从文、茅盾更多的小说的根本不同就在于，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和整个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整体性和根基性的，孤立地认识沈从文与茅盾创造的各有其独到价值的小说形式，难以判别优劣高下，它们的差异只有在鲁迅的这种整体性影响中才有统一标准，显现出各自的价值。其次，认识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和根基性影响，他的杂文恰恰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鲁迅杂文同时又是他创造的一种具有先锋性审美特征的批评文体， 他在杂文创作中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的现代审美观念是通过社会文化批判建立起来的。这种文学批评在充分显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作用的同时，向社会传递了在中国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意识。就这个方面而言，我把鲁迅看成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为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上有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仍是以欧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标准来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认为周作人的《地方与文艺》、陈西滢的《剽窃与抄袭》、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难以承认“五四”后《新青年》与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是文学批评，难以认同鲁迅针对社会现象在文艺界的表现展开的批评是文学批评，更难以承认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这遮蔽了鲁迅文学批评的独立价值和意义。试想，假若我们能够建立起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那样一种关系的认识和标准，便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几乎惟有鲁迅的文学批评可以与之相类比。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了鲁迅更多的杂文和杂文中的文学批评，使他不多的小说和散文蕴含的思想和艺术元素更好地发散到中国现代文学中，渗透到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意识中，并与他的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历久不衰，今日更弥足珍贵。那么，应该怎样估量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关系的意义呢?英国文学因为有了莎士比亚，而使我们不能轻视英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19世纪俄罗斯文学正是因为孕育并产生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而使我们看到俄罗斯文学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法国古典主义影响的仅仅是欧洲17世纪文学，真正撑起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立价值和意义的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世界文学的长篇小说时代是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开启的。这是一个作家与整个国家或民族学的关系，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而中国现代作家中惟有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可以撑起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惟有鲁迅可以进入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世界级的文学大师的行列。欧美世界，特别是东亚诸国，更是通过对鲁迅的认识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韩国学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亚文化中的鲁迅”由于有着比我们更深入的认识，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1]正是因为有了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就有了不容忽视的独立价值和意义。那么，怎样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呢?我2006年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左翼理论资源》[2]和《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即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展开。在这里，我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简要谈两个方面。首先，需要重视后期鲁迅研究，就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后的鲁迅研究，或者说左翼文学中的鲁迅研究。鲁迅后期较之前期有明显变化，他前期作为新文化倡导群体的一员，注重通过自己的创作实现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这个时期的新文学更能体现鲁迅的影响，更能够在鲁迅的影响中统一起来。1928年后新文化倡导者之间的分化明显了，新文化向学院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分流有了更加突出的表现，新文学的内部分裂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时候的鲁迅基本停止了他前期更注重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他向其他两个方面有更大的发展。其一是杂文，他的杂文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特点更为突出。1930年他明确提出“——坚实我们要批评家”—“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3](P240-241)反复强调“文坛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4](P550-551)他把文学批评放在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其二是他更加重视外国文学翻译。他在 1929年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演讲中重申:“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3](P173)他后期把翻译看得比创作还要重要，主持创办了《译文》，组织、支持青年作家从事翻译，针对文学翻译中的问题写了相当多的文章，他自己的翻译作品较之前期也明显增加。鲁迅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是时至今日鲁迅研究的两个薄弱环节，是后期鲁迅研究得到真正展开的关节点。恰恰是这两个方面，深化了他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上的联系，这是通过推动30年代裂变出的革命派文学、学院派文学、社会文化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更加紧密的联系实现的。为什么批评和翻译更有助于这种联系的加强?这缘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特有方式，它与中国古代文学和欧洲文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中国新旧文学的蜕变产生于“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既是思想启蒙，也是文学批评。新文学创作的出现是以这种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为前导的。左翼文学的形成、抗战文艺的出现等等，又一再体现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发展的前导作用，同时也更能说明结合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对于坚持和发展“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必要和重要。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又是以翻译为先导的，诸如文学革命倡导中最具影响力的贞操问题讨论，就由周作人对日本学者、诗人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的译介所引发，而有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的发难。鲁迅30年代就直译、硬译、复译所写文章不胜枚举，一再批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祝中俄文字之交》)[3](P461)的认识，反映了他较之其他新文化倡导者更重视翻译的独立性和翻译对新文学发展的切要性。鲁迅一生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有更深刻的联系，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前述夏志清《“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的访谈录，把鲁迅的翻译贬得一无是处，这限制了他对鲁迅的认识。其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必须正视鲁迅与其他现代作家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中国现代文学十年一变，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阶层、不同思想文化派别、不同艺术倾向的冲突乃至对立，见惯不怪。仅就中国现代文学中备受訾议的文学论争而言，1996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列出鲁迅一生参与的论争就有39次，其中，发生在“革命文学论争”前的仅有7次，其他的32次都发生在鲁迅后期不到10年的时间里。但是，我们只要认真、严肃地研究这些论争，深入感受和认识鲁迅的论争文章，就不仅能够看到鲁迅批评的问题在当时是十分切要的，是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在文艺领域十分典型的表现，而且可以认识到，鲁迅的这些言辞激烈的论争文章是从新文学分化以至分裂的必然性出发的，将此视为新文学的内部裂变，是历史形式的变化而不是根本内容的变化，充分认识分裂后的新文学不同派别仍然具有的合理性，要求新文学不因为内部裂变失去整体上的统一，而始终致力于推动分裂后的革命派文学、学院派文学以及其他文学派别与他立足的社会文化派文学相对统一而并非绝对对立的基础上的发展。[5]这在鲁迅30年代致力的左翼文学中也有突出表现，这可以1933-1934年鲁迅与穆木天之间两次发生的关于翻译问题的论争为例。新文学的内部分裂带来“左翼”文学构成的多元性。穆木天作为在创造社成长起来的“左翼”作家，受1928年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文学观和翻译观带有突出的庸俗社会学特征， 这在左翼文学初期颇具代表性。如他在《谈翻译介绍》一文中，把“左翼”翻译之不振的原因归结为“侵略主义的影响”，提出“现在自然要接收先进诸国的影响的。可是我们须要历史地、客观地翻译介绍有真实性而能充分反映社会的作品，而不宜叫侵略主义的文学家作我们的‘导演者’。我们要时时注意警戒着，免得使他通过我们的翻译介绍，完成他的‘文化侵略’的任务”。[6](P347-348)他批评楼建南(适夷)所译弗里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史》的多处“误译”，认为“苏联虽称学艺发达之邦，但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7]此即是他之“警戒”所谓“侵略主义的文学家作我们的‘导演者’”的一例。鲁迅针锋相对提出，“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8](P259)他对穆木天之所谓“文化侵略”的批评一语中的:“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9](P296)鲁迅的这些言辞，并没有把他与穆木天代表的左翼文学观的分歧绝对化，他的批评针对左翼文学的多元构成，立足于实现其最大程度的统一，是从穆木天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翻译家”出发的。穆木天1935年后发生以翻译为主的身份转变，此后的全部翻译并不是依照《谈翻译介绍》的翻译观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更接近鲁迅对他的批评的基点上展开的。他更多翻译的法国19世纪文学就是他之所谓具有“文化侵略”性质的文学，他的翻译选择的巴尔扎克、雨果等，就可以归入他所说的“帝国主义作家”，这使他成为中国巴尔扎克长篇小说最早的翻译者。抗战爆发直至1951年，他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的八部长篇小说及一些中、短篇小说，撰写了一系列介绍、研究巴尔扎克小说的文章，从中可以认识到，鲁迅与穆木天的论争不仅推动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而且增强了多元构成的左翼文学作家文学观和翻译观之间的统一，统一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通过不断的内部分裂乃至对立发展起来的，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常常把分裂和对立绝对化，难以认识到分裂乃至对立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这制约了我们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更是针对于此提出的。比如，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产生之初的文学主张就截然对立，创作上更是通过小说与诗歌的不同表现出来的，这与他们所受19世纪法国以至欧洲文学的影响直接相关。法国19世纪文学在对古典主义扬弃中出现了散文与诗的分裂。散文的独立发展出现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巴尔扎克、左拉等作家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巨著，是一种整体反映社会而更具有小说独立特征的小说。诗歌的独立发展则出现了象征主义的“纯粹诗歌”。法国文学在散文与诗分裂后的独立发展，无疑有助于中国新文学作家对更具有独立特征的小说或者诗歌形式的认识。但是，这种小说与诗歌在法国以至欧洲文学的整体发展中是可以统一的，在受其影响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作家的各自认识中，却表现出截然对立的特征，在我们对此的认识和研究中也难以找到彼此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可以相统一的基点。假若我们结合鲁迅来认识，情况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更多译介俄罗斯和日本小说的鲁迅，他的小说无疑是对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高度凝缩，但同时又融会了诗的要素，是对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一种象征性表现。他的这一小说观在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中能够清楚看出。对此的进一步认识， 可以结合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围绕写实主义的认识分歧来分析。沈雁冰最早关注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他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对此所做的阐释体现了他的深刻理解，这使他后来创作出《子夜》等社会分析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有巴尔扎克和左拉小说特征的现代长篇小说形式，但他显然缺乏对法国以至欧洲文学的整体感受和认识，难以认识到自然主义小说在法国以至欧洲文学整体发展中与诗是可以统一的。他是在对创造社文学观富有的诗特质的极力排斥中强调写实主义的，这反映了他的某种偏执。创造社的穆木天留学日本期间与法国象征诗和象征主义小说不期而遇，对法国诗与散文分裂中出现的纯诗有最敏锐的感应，在《谭诗》中提出“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发出让诗回到诗那里去的声音，他同时着手法国作家纪德的象征主义小说《窄门》、《田园交响曲》的翻译，还翻译了维勒得拉克的剧作《密茜•欧克赖》、《商船“坚决号”》，反映了他对法国纯诗的象征主义向散文领域延伸的特殊领悟。这在他的《写实文学论》和《维勒得拉克》这两篇文章中得到具体阐发，可以代表创造社作家的写实文学观，但他从象征主义出发阐释的写实表现出对左拉的自然主义的绝对排斥，这更是从对沈雁冰的写实观的绝对排斥出发的，同样表现出某种偏执。显然，沈雁冰与穆木天对法国文学的偏执性理解建立的各执一端、更具有域外性的写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具有难以相融合的特征，仅仅局限于两位作家对写实的认识，势必带来我们认识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分裂性，我们无法在对中国现代写实文学的梳理和阐释中将它们统一起来。但当我们结合鲁迅的小说和小观来认识，两种写实观便不再以截然对立的方式呈现，各自具有的中国新文学创作观念建构意义的相对合理性便表现出来了。一方面，鲁迅的小说与沈雁冰即茅盾的小说虽然都是“为人生而艺术”的，都可以称为写实的，但鲁迅的写实与茅盾的社会小说最为根本的不同，就是鲁迅的小说更具有象征性，更接近穆木天对写实的阐释。另一方面，鲁迅重视他的小说的象征意义；但鲁迅更注重象征的小说与穆木天《写实文学论》的小说观同样是根本不同的，较之穆木天象征主义的小说观，鲁迅的小说无疑更是写实的，更接近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正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沈雁冰与穆木天各自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截然有别的文学观得到了统一，统一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之中。[参考文献][1]陈方竞。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2006，(6)。[2]新国学研究(第5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C]。鲁迅全集(第5卷)。[5]陈方竞。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左翼理论资源[J]。新国学研究(第5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穆木天。谈翻译介绍[C]。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穆木天。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N]。申报•自由谈，1933-9-9。[8]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C]。鲁迅全集(第5卷)。[9]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C]。鲁迅全集(第5卷)。责任编辑:陶原珂